让教授“回归”本科课堂 制度约束和激励引导缺一不可

让教授“回归”本科课堂 制度约束和激励引导缺一不可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年度)》显示，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仅为77.11%——

本报记者 张盖伦

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仅为77.11%，这是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年度)》中给出的数据。不到八成的比例与教育部此前强调的“确保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2018年6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不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透露，将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在学校连续3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和副教授会被清理出教师系列。

呼吁声响亮，文件规定得也严格，但为什么教授进课堂就这么难？

给本科生上课“必须推着走才能动”

让教授走进本科课堂，不是个新提法。

从2000年以来，教育部就高频率地出台了系列文件，呼吁教授“回”本科课堂上课。教高〔2001〕4号文件规定，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授、副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教高〔2007〕2号文件规定，教师被聘为教授、副教授后，如连续两年不为本科生授课，不得再聘任其为教授、副教授；2012年以及2016年出台的相关文件中，也都强调要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将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作为聘任教授的基本条件。

“给本科生上课，是对教师最基本的要求，是他们最本职的工作。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就是因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浙江农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代向阳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抓本科教学，好比走上坡路，必须有人推、使劲推才能往前走，不推就会停；抓科研就像是走下坡路，不用推，自己就能走。“比喻不一定恰当，但也能反映一种普遍担忧。”他表示。

某高校教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教学是个‘良心活’，要好好备一门课是很花时间的。但我把同样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上，收益肯定比投入到教学上要高。”

给本科生上课更是如此。高校对本科生上课的形式、内容一般都有严格规定，还配有课堂督导。不像研究生课堂，可以更加随意、更为自由。

和普通教师相比，教授的各类事务更为繁多。有的承担了重大科研任务，有的走上了重要行政岗位。忙碌之下，他们难免会将本科教学暂且搁置。

挥动职称评审和教师评价指挥棒

“高校推动教授回归本科课堂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做好制度设计，打好组合拳。”代向阳说，学校花了很多心思引导和要求教授的本科教学。浙江农林大学2018学年到2019学年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显示，该校有超过92%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

最重要的指挥棒，就是评价体系。

即使当了教授，也有4年一次的聘期考核。授课数量如果不达标，就会影响聘期考核。教务处每年都会对每位老师的教学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如果授课数量不够，会影响其工作业绩评级。在学院层面，学校会开展年度教学工作考核，学院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会对这一分数产生影响。

除了硬性规定，学校也实施了一些软性引导，打造重视教学的校园环境和风气，倡导教授为本科生开设新生研讨课和专业导论课，鼓励他们为低年级学生开设专业基础课。“近几年的职称评审条件里，我们也强化了教学所占的比重。教学成果太少，课时数不够，就会影响最终的评审结果。”代向阳说，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主要还是靠制度建设，要引导教授注重人才的培养。

教授要为本科生授课，许多文件都有涉及，每个学校也有自己的规定，但最终的落实情况如何，还是要看学校自身的重视程度。“高校要推行某种制度，一定要自上而下。学校管理层认可，学术委员会认可，教授认可，推行起来就会顺利很多。”代向阳说。

高校教师薪酬制度还需改革

当然，更理想的状况，是让教授发自内心地投入到本科生教学，而不是靠考核等制度进行约束。毕竟，正如教育部所强调的，高校教师的第一身份是老师，第一工作是教书，第一责任是上课。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直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实是保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关键因素。

“从教师的工资构成来看，论文发得越多、科研项目拿得越多，绩效就越高。”张端鸿分析道，一个以科研为主的教师，拿到的绩效可能比以教学为主的教师高几倍。“国内老师上课的课时费非常低，给本科生上课的课时费可能更低。”他坦言。

总的来说，科研在大学绩效评价体系中所占比例很高。现实情况是，教师的课时酬金和科研所得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费劲上课，拿到的酬劳还没有一篇高级别论文的科研奖励高。“高校给教师提供的薪酬待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我们对大学教师这一智力密集型行业的基本待遇没有提供很好的保障；同时也放开口子，默认教师可以通过项目、校外服务等形式为自己谋求其他收入。”张端鸿说。

这种制度设计，天然就对教授进本科生课堂不利，教师很难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上来。“现代大学，也应该有一个现代的教师薪酬分配制度。”张端鸿强调。

激励不足，约束不够，便很难实现教授百分百给本科生上课的美好愿望。当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规定教授必须进课堂后，也出现了一些变通之法。比如，教授采取“挂名”的方式上课，和副教授、讲师组团开课，自己则象征性地上一两节课。类似的做法能应付检查，通过考核，让“数据”好看，但这和育人的初衷并不相符。

教育部2019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要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在绩效分配、职务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明确各类教师承担本科生课程的教学课时，切实落实教授全员为本科生上课的要求，推动教授到教学一线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2018年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以来，代向阳能感到，各界对教学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学校在制度设计层面也将教学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了。“想短时间内就百分之百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很难。但每年都能有一些进步、一些收获，就值得欣慰。”代向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