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一份系统而完整地阐述要素市场改革思路的文件，提出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同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则重点关注了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28项重点任务。两份决策层文件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主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问题。
在要素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地区往往更容易受到公众关注。但协同从来都不是零和游戏，各类要素用脚投票带来的社会整体要素使用效率提升，无疑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有益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了“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强化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中央的持续推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在农村地区则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相对集约化、高效运用以及在城乡间的常态化流动。
不过，生产要素市场化不是仅有市场就可以的，特别是在我国的体制机制下，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仍间接地影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价格决定，市场期待着进一步的改革来提升生产要素效率并带动更具后劲的城乡协同发展。
体制机制障碍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到今天所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并且以《意见》中列示的各类要素的改革方向看，这一点在城乡劳动力、土地要素市场中尤为突出。
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落户政策，在近两年才有所松动。由于财政必须为户籍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公共服务承载力不足买单，因此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的是“低成本”措施，即落户门槛较高，地方更倾向于引进人才，而大量从事基础性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措施确实能节省不少的地方财政支出，但是城市中始终不能缺少基础工作、服务的提供者，并且这部分群体的不稳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要素的使用效率。
以今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受疫情防控需要以及经济遭受短期冲击等影响，不少农民工主动或被动失业。在没有收入来源的同时又无法获得公共服务保障，他们中多数选择回乡寻找工作机会。城市的吸引力让其中的基础工作从来不缺人来做，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全社会必然会付出较高的成本。事实上，这样的成本在常态下也不会减少，失业、家庭出现变故或者其他变化带来的人口回流，都会造成劳动力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的增加，长此以往，劳动力素质需求差异还会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结构性不匹配。
针对于此，《意见》提出，探索推动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保障城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这些措施都在试图通过畅通劳动力市场、放宽落户可能性，来保障劳动力要素的持续性和价值提升。
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得到保障对农村发展的另一大作用，就是进一步提高农村土地使用的集约化和效益，这也是两份文件涉及农村土地要素的关注点。可以看到，在新一轮的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城乡之间的融合度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和农村不再是割裂的，而是更强调城市圈、城市群的概念，所有要素都将融入区域整体的发展规划，这在土地要素改革中更为明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不少乡村的产业都开始走向多元化，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也使得县域地区有主动融入城镇发展的诉求。
但前提是，农村土地用途应有所突破。在保障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需求的前提下，《意见》和《重点任务》都明确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并通过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或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这两点从规模和用途方面满足了产业多样化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单一中心的都市圈或是多中心的城市群，其整体规划所需空间都可以更好地衔接，避免过去城乡脱节、城市规划错位打架的问题，无疑也会推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
要素是跟着要素回报率流动的，而要素能否主动选择又是决定要素价值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这一次，体制机制障碍被选定为改革的重要方面。
当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还是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各地政府应当根据现有的公共服务的承受力、财政收支、城市和农村的开发情况，制定合理的、能够配合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计划和时间表，以保证改革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