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里的“少年派”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基层蹲点记

北京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三层，旷视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大家叽叽喳喳讨论着每个小组的进展和技术细节。

一名“少年”站起来，未经修剪的胡茬，帽衫，牛仔裤，一身程序员的打扮。“讨论得我快睡着了。”他的语调轻松，但依旧能听出些许不满，“开组会的目的不是讨论技术细节，而是让大家了解你的项目进展、逻辑和未来方向。”

说话的是旷视研究院研发总监范浩强。在旷视，这位顶级程序员如同一面旗帜。

依靠以人脸识别为核心的技术和商业布局，在金融、智能商业、移动终端等领域有诸多应用，2011年才成立的旷视，仅用7年时间就成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公司。而范浩强更像是旷视研究院的大脑，他不仅要跟进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还要将这些成果与老百姓的需求相结合，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算法。

如今，范浩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被各种会议填满和分割。“上午和业务部门开会，了解今年营收做了多少；下午跟团队开会，确认项目进展；晚饭后还要帮项目组解决技术难题……”有时，晚上夜深人静，打开电脑开始敲代码，这对他来说，是难得的闲暇时光。

对了，范浩强只有25岁。

“姚班”的基因

当范浩强远赴项目现场爬上电线杆，拆解开一个摄像头时，他终于理解自己在电脑里敲下的那一串串代码到底代表着什么？

刚进旷视时，范浩强要去跟上下游对接，“毕业之前觉得自己的工作只是在实验室里敲代码，但是不实地考察，永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在东莞长安镇的智能手机流水线待了一周，被深深地震撼。流水线的工业生产虽然带来了快速高效，但工人拿计件工资，过检即可，没人会把芯片当作艺术品来做，“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模具校不准”。

范浩强管这个过程叫作“被大自然教育”，永远把自己放低，这是市场教给他的第一课。“你希望做出来的和最后真正做出来的，很多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距。”几年前，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些。

12岁时，范浩强通过网络接触到了编程。2011年，读高一的他代表中国，在泰国芭提雅以一分之差夺得第23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金牌第二名。

然后，他就进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

一堂机器学习的课程正在“姚班”进行。一名教师把一个证明方法写在黑板上。这个方法万无一失，他用了很多年。

这时，范浩强提出质疑：“老师，你的证明太长了。”就像电影中天才的桥段，范浩强找到了更为简便的证明方法。期末考试，他坚持用自己的算法第一个交卷，获得近乎满分的成绩。

不盲从、敢挑战的“姚班”基因一直在范浩强和旷视的身上流淌。实际上，旷视的三位创始人印奇、唐文斌、杨沐都是“姚班”的学生。在这里，范浩强获得了作为一名算法工程师和创业者应有的敬畏心。

同任何一所开设计算机专业的学校一样，“姚班”的大一新生也会上“计算机入门”这门课程，对已经拿了国际奥赛金奖的范浩强来说，他自然没有放在眼里。

他原本以为，自己早已入门，但抬头望去，山门却还在云雾笼罩的山顶。范浩强说：“我之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计算机世界的宏大和前人的智慧令人高山仰止，愈发增加自己对计算机科学和这个世界的敬畏心。”

炼丹和豪赌

驭势未来AI团队负责人潘争说：“搞深度学习的都知道，深度学习训练模型就像炼丹，没啥理论，纯靠实验，要有很多设备，感觉要好，还动不动就需要炼很多天。”

有时候，范浩强觉得如今人工智能像极了成立初期的飞机制造公司。“飞机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并不安全，虽然可以飞上天，但每飞1400人就会摔死一人。”

身为“试飞员”，旷视的程序员每天都在迎接失败。试错，快速迭代，这是旷视的立身之本。“我们交给客户一个活体检测的算法是从几百个候选版中选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经历了299次的失败，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范浩强说。

如果说炼丹是一场小赌，那么，创业则是一场豪赌。

“旷视一开始是打磨算法，在不断提升算法的过程中找寻合适的应用场景，现阶段会面临行业竞争和一些壁垒，每年都特别危险。即便现在公司状态良好，但为了建立一个足够大的产业链，挑战必定会越来越多。”范浩强记得，旷视每一次迎接巨大挑战，核心团队都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范浩强和旷视的程序员一直在等着人工智能的黑雾被驱散，这个过程，就是人工智能的工业化阶段。这之前，他们在失败中坚守着，熬过最难熬的黎明前的黑暗，而曙光破晓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50年，工业化的巨齿才可能咬合紧密。

“50年。”范浩强把这个数字重重读出，眼神中闪过一丝憧憬和伤感，这意味着两代人的青春。

旋即，他又换上了轻松的语气，开起了玩笑：“不过，那时候，旷视由一群中专生就能把编程的事情搞定。”

未来将至，玩笑没那么可笑。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站在融科楼上，范浩强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学、中学还有大学，它们都在中关村。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对范浩强来说，这里不光是他生活了25年的地方，更是涌动着创新和不屈的土地。

刚毕业时，范浩强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硬是顶着压力接下了一个业界没人敢接的任务——客户第二天下午要开发布会，前一天晚上，范浩强还没有把成品交给客户。

20人的“作战室”里，笑飞刚刚把泡面收起来，玲玲用手托着头小憩片刻，可卿接起喋喋不休的客户抱怨的电话，华翼和怡菲围着屏幕看着没有尽头的日志。

有那么几个小时，“作战室”里氛围轻松异常，晚上的评测结果着实让这个小团队兴奋了一阵，甚至有人放起了流行音乐。但很快，深圳驻场的同事一落地就被客户围着要SDK（软件开发工具包），但是项目经理坚持交付前要把代码再复查一遍。

走出融科楼时，凌晨4点，旷视的西雅图研究院已经开始上班。

这是不凡的一夜，灯火闪烁在通明的融科；这也是平凡的一夜，在未来漫长征途中普普通通的一夜。或许，这就是中关村涌动的活力。

有一次，范浩强去海外一家巨头企业交流，大家讨论技术细节一直到傍晚。对方抬手看表，下班了，突然间一脸轻松，刚刚的技术讨论立刻变成晚饭吃什么的讨论。“我完全不能理解，这要是在深圳，如果问题没聊完，即便到深夜也不会结束。”

这两年，范浩强的工作重点已经从一线搏杀转向了平台搭建和人才队伍培养。小组需要培养一个新的负责人，范浩强找来梁嘉骏，“Liveness组需要有人站出来顶上去，你怎么想？”尽管比自己大3岁，范浩强眼里的梁嘉骏依旧稚嫩。事实上，除了写代码外，梁嘉骏对带团队并没有太多经验。

“如果任命为组长，我的职责是什么？”对于如此重任，梁嘉骏感觉颤颤巍巍。

“那你愿不愿意干？”范浩强叹了一口气。

“我愿意！”这一句没有迟疑，梁嘉骏抬起头，四目对视。

2011年9月27日，《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文章——《美国真正应该害怕中国什么？》这篇文章是该报记者在采访中关村大街的车库咖啡后写下的。

文章的最终答案是：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无限的机会与希望。中关村大街上的一些咖啡店，每天都挤满了年轻的面孔，碰创意、谈创业。在中关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尊重。2017年，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超过5万亿元，65家独角兽企业的拥有量，位居世界第二。

时间闪回到2011年，在泰国夺金的颁奖典礼现场，百无聊赖的范浩强一个人在台下用手机打游戏，一双手搭在他的肩头，抬起头，是同样稚嫩的面庞——信息学竞赛的总教练唐文斌。他说：“我有一个很不靠谱的想法，做计算机视觉，想办个公司，你有兴趣吗？”

范浩强沉吟了片刻，笑着回答：“Why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