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推动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笔者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应对以下方面的挑战：
首先，加快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优化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仍然是我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这一短板就难以绕开。
其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前提。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风险形成条件也相应发生重要改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金融风险不易显现，一旦转入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原本无风险的领域和环节也可能会出现风险。东亚地区的追赶型经济体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经历了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甚至金融危机。我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也会面临这一挑战，必须一方面加强对内部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防控，另一方面防范外部冲击，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次，加快形成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应高收入增长。收入差异的背后，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度的差异，或者说“产业质量”的差异。部分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是因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够吸引高知识技术密度的要素，并将其优化配置和利用。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在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高质量产业都是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花落何处”，取决于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里形成。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最后，保护与发展企业家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发挥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或模式从哪里来？顶层设计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说清楚大的方向、目标，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具体什么样的办法符合各地的实际，能够有效推动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能够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在市场中的探索、试错、比较、竞争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地方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性。
地方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统”和“放”的循环和争议。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以后，政府的角色逐步演变，如果说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生产要素平台的搭建者。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的作为确实能够提升这一地方的发展水平，反之则相反。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与提升。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有所调整，主要应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建设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要支持保护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也要倡导保护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允许地方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试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配套的重点领域改革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优先推动那些有助于增长阶段转换、新增长动能形成的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应按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并强调，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需要创新监管方式，按照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要求，要改变传统“管”的观念，把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向。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政府将近90%的前置审批事项已经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取消下放审批事项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放任自流”，必须同步跟进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和办法。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的行政审批事项和中介服务，要确保安全监管职责无缝隙。
二是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强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我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是不低的。下一步在加大减税力度的同时，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是推动税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应当创造条件，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相应降低这类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三是应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深化和提升。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等。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总结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前提是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五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水平。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形成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上先进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