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让“改革”又一次成为我市最早实施村集体资产股改之一的童家桥村的热词。
“我们的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走到现在遇到了一些绕不开的困难。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我们热切地期盼这些推进改革的政策能快一些落实，助推我们把改革深入下去。”12月13日下午，在坪桥社召开的村、社集体资产年终分红说明会上，童家桥村村主任马卫国对记者说。
逼上梁山的改革尝试
童家桥地处沙坪坝城区边缘，是典型的城中村。
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的几个社开始农转非，面临集体资产如何处置的难题。
“不少社员希望把集体资产分完，落袋为安。”1996年就农转非的严劲松说。
严劲松原是中渡口社社长。该社整体农转非时，年满16周岁的社员每人获得1.7万余元现金，按户分得一套住房；由于没有更好的处置方法，当时价值144万元的集体资产全部变现，每人又分得5000余元。
分完钱，大部分人因无一技之长，只能四处打零工，或做小生意；年纪偏大的更是一职难求，只得守着2万多元坐吃山空。
“农转非后，集体资产没了，由此而来的收益也没了，生活水平跌了一大截。”严劲松回忆说，不仅如此，“农转非”的身份，又让很多人难以融入城市居民的圈子中去，不少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很苦闷。
而没有整体农转非的社，涉及集体资产处置时，矛盾纠纷更是接连不断。
1994年，位于红岩魂广场周边的刘家坟社开始分批农转非。到1998年，全社600多人，转出去440人。
按相关法规规定，只要还有一个人没转非，村、社建制未撤销，集体资产就不能处置。刘家坟社已农转非的440人失去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将社员告上法庭，却因于法无据输了官司。
于是，部分农转非人员开始不断上访、堵马路，矛盾日趋尖锐。
被逼至绝境的童家桥村决策者们，决定实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让村民及从本村农转非出去的居民变身“股民”。
“让集体资产发挥最大效益”
于是，村干部带着部分社干部到广州、深圳取经，回来后即酝酿推行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以股份方式量化、保有和运营集体资产，持股人按股分红，名曰“保鸡分蛋”。
“不搞‘杀鸡取卵’，要让集体资产发挥最大效益。”当时主持改革的村干部说。
刘家坟社成为试点首选，在我市率先试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但一开始，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好事。没有农转非的，不愿意“摊薄”自己的红利；已农转非的，则怀疑是村干部想借此“捞一把”。
村里将改革思路向区里报告，沙坪坝区委特地为童家桥村出台同意实施社区股份制改革的意见。
村、社党组织则层层做工作，最终全社勉强答应“开干”。
这项改革内容包括无记名投票选举社里的股份制改革代表，制定资产、人口清理的“双清”办法，按股份制企业章程选出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等。以原社员农转非的那一天为截止时间，计算每人的“农龄”、“劳龄”，并折股量化给农转非人员和社员，每股1元钱，年终时据此按股分红；按规定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为做到公开透明、让人信服，股改工作做得十分仔细，仅清理资产就花了两年时间，股改代表大会召开了十几次。
艰苦的工作换来了全社股改的顺利推进。
2010年，经过4年认真筹备，童家桥村集体经济股份有限公司也正式挂牌。
“这样的改革我们愿意干”
“改革以股份形式，解决了原来集体资产没有量化到个人头上时‘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问题，也实实在在为我们带来了红利。”马卫国说，它不仅避免了集体资产的流失，还壮大了集体经济。
现在，刘家坟社的集体资产已由改革之初的126万元增至4000多万元；而童家桥村通过建市场、工业园甚至跨区域到九龙坡区发展，集体资产已增长到数亿元。
“保鸡分蛋”为村民带来长期效益。67岁的黄维福现在享受的是村、社两级的“满股”分红。他算了算，今年光是村社两级股份分红他就能拿1.2万元；加上村里对老人每月190元的补助，以及节日慰问金，今年总共能拿到1.5万元。
村里还用集体资产积累建起了图书室、老人活动室，成立长跑大队、组建文体队伍，吸引所有股民参加，让严劲松这样的农转非人员在心理上有了归属感。
这项改革后，村里再没有人因为处置集体资产而上访。
而当年反对声音最大的曾祥伦，现在一年能在村、社两级拿到六七千元分红。
“反对—接受—拥护。”曾祥伦这样总结自己的态度转变，“大家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的改革我们愿意干！”
改制领导小组、资产清理小组成员由村民代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成员由股东选举，这种程序设计，使整个改革过程包括村社干部的工作表现都在股民监督之下。
马卫国说，“没想到这还有效促进了基层民主。”
“要干好还要靠深化改革”
“现在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这主要来自于下一步改革如何更好地与国家法规和政策对接。”村党委委员雷国琼说。
这种改革改变了农村集体资产的分配和处置方式，虽然成效显着，但还未得到国家法规的正式认可。
例如，受《公司法》制约，搞股份制改革建起的股份公司，每家只能登记50名股东，而童家桥村的股民却有5000余人。
为此，村里将股份公司改为社区股份合作社，消除了股东名额限制的阻碍。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法人财产权的法律界定，无法得到信贷支持，完全靠“滚雪球”式的发展，没向银行贷过一分钱的款。这既是他们的骄傲，也是他们的无奈。
由于村集体经济主要是依靠土地在发展，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一旦被征用完，缺乏土地的村集体经济将后继乏力。
……
过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些通过改革或变通方式处理了，但剩下的一些难题需要在更高的政策和法规层面得到解决。
国家农业部农业经济司对此作专题调研时发现，因为相关法规的缺失，这类定位混乱的问题，在全国已试点推行的广东、山东、北京等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这类经济组织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们往往都兼具获取经济效益与社区服务的双重功能，对农村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农业部有关专家说。
对此，农业部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应尽早确立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新增“合作社法人”类别，这在国际上也是有例可循的。给这种经济组织“正名”，将是今后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
而国家层面也应对这类经济组织制定不同于一般股份制企业的税负标准。
恰在此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提出了明确目标和要求，这给准备以深化改革方式解决所遇困难的童家桥村干部群众带来了新的信心和动力。
“要干好还要靠深化改革！国家定方向给政策，我们也会加倍努力，让所有‘股民’都能更好地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马卫国说。
编辑：何西 责任编辑：田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