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查处的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事件,其中两起涉及校长挪用贫困生生活补助资金。一起是,袁场中学副校长张金刚将套取的贫困生补助资金、寄宿生生活费,用于送礼。一起是,郑屯中学校长陈万龙用贫困生生活补助,给学校行政班子及教研组长发放奖金。(央广网 9月27日)
贫困生补助金,校长挪作他用,而花钱的方式更是令人咋舌。暗流涌动之下,这笔钱似乎成了“万金油”,哪里有需要,就被巧借名目偷挪到哪里。其实,公款送礼也好,发放奖金也罢,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这儿:这笔钱并没有花在贫困生身上。
是这两位校长太“任性”?梳理一下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有权就“任性”的校长和学校还真不是少数。海南一校长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学生签名,连续6年冒领贫困生补助。在被查时,该校长堂而皇之地称“补助款已经花完了”,如此大言不惭,不知该让谁汗颜。比起明目张胆的挪用,有些学校的做法则更为“巧妙”:陕西安康一中学私自将贫困补助金扣留,以自制代金券的方式发放给贫困学生,称是为了防止钱被家长花了、防止学生辍学、防止学生交不起学费等情况。如此解释真让人“醉了”,学校的“手”伸得也太长了点。
贫困生补助金的“腐败账本”中还藏有多少猫腻?我们不得而知。需要追问的是,为何这些补助资金屡屡成了涉腐的“重灾区”,成了觊觎者都想分享一块的“唐僧肉”?
利之所系,趋之若鹜。一则,挪用贫困生补助金的问题出在了环节太多之上。按照一级级发放的标准,补助金要经历中央、省、市、县等重重环节,最后才到达学校和学生手中,如此层层下达,本身就有被“截留”的风险。二则,资金发放过程中缺乏监督,发放贫困补助的手续还不够严格和规范。如一些学校不是将补助金直接发给学生,而是由班主任代签字领取,至于有没有发放、发放了多少,则成了校长或班主任的“秘密花园”,不可为外人道也。
试想,若按照贫困生名单进行追查和回访,把发放情况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有人敢如此任性和贪婪吗?如上海市就规定,该市学校每学年定期对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严肃处理。可见,若贫困生补助在透明“玻璃房”里展开,权力就没有了任性的空间。
在这样一个信息流动便捷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对生活带来的颠覆随处可见。在贫困生补助金的发放环节上,完全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力量改变环节过多的弊端。可以建立全国联网的统一登记制度,据此,便可以知道全国有多少贫困学生、其分布情况、年龄以及家庭状况。资金可直接打入和名单相对应的账户上,从而减少中间环节,实现资金的精准化有效对接,防止救济款被挪用。这一设想算不得“脑洞大开”,巴西采取该项措施对贫困家庭进行补助,目前来看,效果不错。
设立贫困生补助金的目的在于鼓励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合理、实时、足额的发放是前提。贫困生补助成为“唐僧肉”,一些校长“前腐后继”,屡屡成为补助金发放中的“肉食者”,权力制约的不力难逃其咎。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离不开制度层面的监管,同时也应减少发放的中间环节,将发放情况昭示于阳光之下,如此,才能真正惠及贫困学子。(于珍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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