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好的时代里,依然还有一些人因为某种原因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为脱贫和小康操心着,期待着。
国家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这是一场国家行动。我所在的街道,还有98个人,属于建卡贫困户。单位对贫困户,实行一对一的对接帮扶,我联系的,是民强村的贫困户龚大锡家。
2015年夏日的一天,我和随行的村里干部第一次到贫困户龚大锡家进行家访。他家坐落在民强村的山坳里,两间破烂窄小的老墙房子,乱窜的青苔爬满了斑驳的门框。我问:“龚叔,您多大年纪啦?”他笑呵呵地说:“今年六十八了,六十八。”“哦,您和我母亲一年的。”我回答道,心里突然多了一份亲切。
我在村上了解了龚叔家的一些情况。他一直未婚,40岁那年在一棵树下抱回个弃婴,勒紧裤腰带抚养到了16岁,女儿就到湖南打工去了,好几年没音讯。20岁那年,女儿回了一趟家,带回一个男子,说是马上要结婚了,开口向龚叔要一万块结婚的钱。土里刨食的龚叔,上哪儿找一万块钱呢?后来,他把一头年猪卖了1000多元钱,再翻箱倒柜摩挲出几百块钱,凑了2000元钱算是给女儿的嫁礼。
我先后去了龚叔家五六次。2015年的中秋,我买了月饼等礼物去看他。他满眼是浑浊的泪,一个劲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李干部好,李干部好!”那天晚上,我决定多陪老人一会儿。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照片,那是女儿13岁那年照的,长辫子,水灵灵的眼睛。“龚叔,您是不是想女儿了?”“我咋不想嘛,也算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扑簌簌的泪在我面前掉下来。
当晚我回到城里,回望茫茫群山中那孤寂的灯光,明白了一个老人翘首的等待。
我似乎找到了一把“扶贫”的钥匙。情感上的荒芜,是最受煎熬的。我从龚叔的侄儿那里打听到了他女儿的电话。我先后联系了十多次,要么不接电话,要么说了几句就搁了。我发短信告诉她,她爸爸的寂寞与盼望。最终,用真诚换来了她对我的倾诉。在我的努力下,龚叔和女儿通了4次电话。女儿在电话里喊他“爸”了,父女间心里冰封的河流,在那年的秋天解冻。女儿说,在龚叔70岁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回家看看他。龚叔70岁,也就是今年,这让他心里有了盼头。
根据龚叔的情况,他不可能去搞啥产业脱贫。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养了鸡鸭,还想养一头牛,屋后山坡上,满是青草。这是一个固执的老人,这些年来他拒绝用化肥农药,用草木灰种庄稼。他是这个村子里一个传统农人匍匐在大地上最后的身影。
我向单位领导汇报了此事。正好,领导联系了一个患上轻微忧郁症的老板,他守着自己的财富,不知道如何分流。龚叔得到了老板捐助的2000元钱,买了一头小肉牛。2015年年末的扶贫验收,通过算账,龚叔家达到了脱贫标准,他自己也很满意。
2016年的巩固脱贫,经过单位领导的联系,花了3万元,在龚叔的老房子旁边建起了两间水泥砖的小房子,还为他的新房子安装了自来水。通水那天,我看见他捧着“哗哗哗”流淌的自来水,喝了好几口。山里清亮亮的水,甜啊。
今年春节期间,我从海南回来,在大门收发室,有一只大红鸡冠的鸡绑着稻草。那是龚叔给我送来的,是他纯朴的心意。我收下了,特地让人带给他300元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