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的一切，仅限于父母的一些只言片语。有时他们在谈论她病中的一些琐事，譬如哮喘病发作的时候，驼着背去冬日的池塘边挖蚯蚓作药引；譬如她在三年饥荒时期，用冬瓜救济过奄奄一息的邻居。也谈她挨批斗的场景，戴着尖尖的纸帽子，胸前挂着一块湿沉沉的杉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关于她的标签：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等等。谈了很多，唯独没人提及她写诗的事。
我只是在神龛上凝视过她的遗容，宽阔的额头，清晰的发际线，头发梳得很利索。那双略显忧郁的眼神肃穆地凝视着前方，看得出她大概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只一次走入过我的梦境。在梦里，我看不清她的容颜，也听不清和我说了些什么话。如雾中风景，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模糊却又真实地存在着。醒来的时候，我想着那幅被老宅的大火吞噬了的遗像。这位在我出生前12年就已经去世的女人，想象是我和她唯一可以交流的枢纽。
她写古体诗，偷偷地写，怕人耻笑，写完藏在一把旧雨伞里，从不轻易示人。在这个贫穷又偏远的乡村，一个写诗的乡下女人足以让人耻笑。人们关心粮食，关心政治，关心别人家的隐私，没人关心诗歌。她偷偷写着，秘而不宣，像女人的绣花荷包，里面珍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心事。
1951年清明节的时候，她写道：
如毛细雨润莓苔，空教景物催。年年懒制踏青鞋，心情久化灰。
春已半，蝶飞来，桃花犹未开。时闻野外哭声哀，断肠乱冢堆。
1951年春，祖母身怀六甲，膝下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在刑场目送了年轻的丈夫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清脆的枪声过后，一道影子栽倒于地，背上绑着的木板上面写着“地主恶霸田某某”的字样。人们纷纷散去，留下一个崩溃的女人在旷野长久哭泣。不久，她两个哥哥也被五花大绑，以同样的方式押往了刑场。
外曾祖父可能不会想到在他去世的短短一两年间，社会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命运也在戏剧性地位移。外曾祖父是典型的乡村绅士，在邻县做过小官，退休回来，热衷公益和教育，将一大家子经营得井井有条，在当地属于殷实之家。她一共有五姊妹，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她能吟诗作赋，很小的时候就崭露出过人的才情，深得外曾祖父喜爱。她曾当过几年的中学语文教师。新中国成立前夕，病危的外曾祖父将她托付给了一个田姓开裁缝店的老板。他大概想，不管以后怎样改朝换代，衣服总都得穿的吧。要是把裁缝杀了，谁来给他们裁制衣服呢？可一切都超出了想象。
1954年，独身带着两个孩子的祖母难以为继，改嫁给了祖父。祖父是个乡村道士，略通文笔，但却与她形同水火。她常领受着他的恐吓、谩骂和拳头。没人知道她写诗。只知道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让整个家庭都蒙羞，以至于子女也无法接受更多的教育。她独自默默忍受着羞辱。每次批斗，她都是主角。她站在台上，低垂着目光，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回来照旧洗衣做饭，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最后一首词作几乎就是她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悲怀何处遣，晚岁风光，梅花惟瘦骨，维枝有托，庭茂芝兰，屋起烟尘，那见春温伏荫，苟地下能安，聚首泉台，晨昏依阿母。
薄命竟如斯，卅年韶华，藜藿饱枯肠，更狠多贪，杏魂凄冷，晴空霹雳，顿教筋断肢离，恨天阍莫叩，伤心家室，血泪洒啼鹃。
1974年，饱受哮喘和批斗折磨的祖母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死前，像是向卡夫卡致敬似的，她要求家人焚毁掉所有诗篇。我有幸读到几十首幸存于世的诗歌，藏在一只高筒雨靴里躲过了一劫。她兴许忘了那儿还藏着她的作品。然而藏在雨伞里面的诗篇、她仅存的一席尊严，却被视为不祥之物，化为了灰烬。在他们眼里，这些诗歌如同她的身份一样廉价。没人知道她写诗，也没人在乎她写了什么。好在在死亡面前，记忆与伤痕，苦难与忧愁……全都安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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