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字从何而来？1963年，在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文物——“何尊”给出了答案：其上刻有12行共122字的铭文，其中第7行刻着“宅兹中国”四字，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
9月12日，2023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长江沿线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宅兹中国：长江文明探源”和“千年文脉：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2个专题，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王巍：长江文化为中华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用大量考古遗址、文物的图片，展示了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王巍说，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水稻栽培技术、制陶术、独木舟制作与水上航行、城墙建造和水利技术、犁耕、原始瓷器等。
这些年一系列考古新发现，让我们看到巴文化和蜀文化有接近的地方，但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重庆要大力加强巴文化研究，将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其特点。
考古研究阐释以及博物馆的展示要更贴近民众。他说，一是要让人看得懂，10多年前，博物馆的一些展览，展板上只有很少几个字，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二是要让人有兴趣，观众光看文字有些单调，如果配一些图片、数字化的展示，把先民的生活情况、精神信仰、周围环境等故事，来龙去脉讲述清楚，会更吸引人。三是要有教育意义，要让观众看到先民是如何克服困难，过着怎样的生活，让人能够从中得到启迪。
霍巍：巴蜀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双子座”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这句在史料中存续了近2000年的文字，诠释了位于长江上游的巴蜀两地从古至今的关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以《水陆通衢 巴蜀同辉——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双子座”》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霍巍说巴山蜀水，从重庆巫山龙骨坡拉开大幕。除了世界闻名的“巫山人”之外，在四川境内还发现了资阳人等古人类生活痕迹，勾勒出了古人类在长江流域生活、劳作的动人画卷。
从唐代开始，巴山蜀水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西南重镇，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高地。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石刻文化，以钓鱼城、白帝城为代表的川渝宋元山城体系，是两大实证。正是这些具有典型巴蜀特色的城池，影响了元朝时期巴蜀地区的筑城风格。
宋元山城与13世纪宋蒙在西南地区的冲突与融合相关，见证了不同文化因素在巴山蜀水之间的碰撞、交融，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印证了我国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文明进程。
李禹阶：三峡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本土文化，三峡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峡文化所蕴含的三峡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的优秀品格的表现。”重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李禹阶在论坛上表示。
在李禹阶看来，三峡文化是指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所形成的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相对稳定而又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是长江文明母体孕育的一个文化子系统，是长江文明血脉相连的文化构成。
三峡地区孕育出了多种多样的三峡文化类型与灿烂多彩的三峡文化现象，主要包括：三峡航运文化、三峡移民文化、三峡诗词文化，以及三峡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
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而又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形态，三峡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包括通俗性与包容性的结合、浪漫性与悲壮性的结合、群体性与坚韧性的结合、勇武质朴与刚健坚韧的结合、开放性与传统性的结合。
“长江上游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一极，是关系到我国西南地区走向未来的关节点。而三峡文化精神中包含的牺牲精神、包容精神、创造精神等，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李禹阶说。
葛剑雄：长江的未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长江经济带的命脉在长江及其支流。而长江的未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论坛上发表了他的观点。
葛剑雄称，世界上完整拥有一条大河的国家极少，而中国却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世界级大河，且黄河、长江都处于北温带，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
长江流域有平原、丘陵、湖沼，地形多样，能栽种水稻，并适合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历史上多次人口南迁，给长江流域输送了大量人才和人力资源，包括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南宋后文化重心南移。
近代，长江流域更是逐渐形成了大量沿江工商城市、工矿城市、交通枢纽，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汉）、宜昌、重庆等。
“黄河、长江交相辉映，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都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物理空间。”葛剑雄称，展望长江的未来，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就“天时”而言，当前虽遇到“全球变暖”的问题，但长江流域迄今并未出现过超越历史纪录的极端天气。就“地利”而言，科技、人文、信息、金融、商贸、高新产业等领域的时空阻隔正在消弭，水运、海运占比继续在扩大。就“人和”而言，“人往高处走”，这里的“高”不仅指物质高地，也指精神高地，而长江流域二者俱佳，对人才有很大吸引力。
王震中：长江和黄河是并存的两大“舞台”
“长江和黄河是并存的两大‘舞台’，如果用大江大河来表述中华文明，则可以称之为‘河江文明’，‘河’指黄河，‘江’指长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以《河江文明：中华早期文明演进过程中长江与黄河的交相辉映》为题，作了主旨演讲。
这里的“河”指黄河，“江”指长江。王震中介绍，“河江文明”的提出，影响巨大。1935年，著名学者傅斯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提出，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及其政治的展开，在地理上常常分为南北，然而在此之前，尤其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黄河、济水、淮河流域为历史舞台的。
在北方，虽然有距今1100—9000年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但至今没有报道1万年和1万年以上的农业发明的粟黍遗迹。此外，在长江流域发现有1.2万年以上的人工栽培水稻的遗迹，而黄河流域至今尚未发现1万年前小米等农作物的遗迹。
因此，王震中认为，中华文明在其起源和形成阶段，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文化是交相辉映、交互作用、并行发展的。
方勤：巴楚文化自古以来有着密切交流
“早至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就有着密切的交流。至青铜时代，以巴、楚文化为线索，两者的文化交流融合更为突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作题为《长江中游考古与巴楚文化》的主旨演讲。
方勤首先列举了大溪文化的例子。大溪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时间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此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一期中共有的典型陶器类型，以及陶器上的纹饰都可从长江中游的三峡东邻地区找到它们的来源。
“当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方勤说，专家学者应加强对话，此次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认为，长江流域省（区、市）高校、社科机构、文博机构等要立足于各自领域，把当地文化特质研究好、研究透，这样交流对话时才更有底气和信心。此外，文化的转换也很重要，也就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一领域，长江流域各地机构也可加强合作。
郭伟民：城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文明
“城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以《考古中国视野下的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郭伟民说，长江中游是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地区之一，稻作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中国史前发展的经济基础，并助推了社会组织的进步和文明化的进程。因此，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文明。
城是判断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城文明也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换言之，稻作农业是文明诞生的基础，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产生的原动力。此外，郭伟民认为，长江中游高庙文化及其之后的精神文化，为早期中国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
郭伟民说，长江中游文明化的途径与模式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真实写照。长江中游的考古工作为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贺云翱：长江流域最有条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领先区
“长江文化谱写着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激励着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士持续奋进。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教授贺云翱作题为《长江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初探》的主旨演讲。
“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多样性的大国，长江流域最有条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先区。”贺云翱说，理由有三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已经有超过千年的领先地位。其二，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现在进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其三，长江经济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统筹建设，能够促进东、中、西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同时联动左、右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及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带，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发挥“中枢”“脊梁”和“协同”的关键作用。
贺云翱说，期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能够与长江经济带同步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期待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区、先行区。
徐吉军：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的典型文化标识
“宋韵文化集中反映了两宋时期卓越非凡的历史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国气派的典型文化标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徐吉军以《宋韵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徐吉军说，宋代无论是文化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还是学术思想的活跃、宗教的兴盛、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统治者对中华文化高度自信。对外交流方面，不论是贸易往来，还是文化互通，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其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从宋代之前20余个增加到了60个以上。
宋代还在哲学、史学、文学、书画艺术、音乐、舞蹈、戏曲以及科学技术等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代以丰厚的底蕴、深邃的思想、恢宏的气势、绚丽的色彩，把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推向高峰，并给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徐吉军认为，宋代多元文化兼容并蓄，重视对外开放交流，重视科技强国、商业革命，这些主张放到今天，仍可以给我们带来智慧与启迪。
孟东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相适应
“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市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相适应、同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相协调，加强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庆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孟东方作题为《重庆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的主旨演讲。
如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孟东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构建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新格局。积极提炼代表重庆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性标识，加强重庆文化资源的“山水相拱”之气、“耿直尚义”之质、“开放包容”之怀、“雅俗共融”之态的特性研究，建立起传统文化赓续展示、研究阐释、宣传传播、育人传承等协同发展体系。
二是加大重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要加强传统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高标准建设各级各类博物馆群，把重庆的特色文化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等的建设中，坚持创新驱动、文化引领、科技赋能，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推动重庆旅游“传统文化”味道更浓。
三是把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到实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把重庆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文化发展优势，推动文化文物的实景化存档、艺术化再造、数字化保护、立体化发展、可视化传播，实施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承工程，加强城市文化场景的数字化，实现重庆历史文化的数字化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