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历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党和国家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启了乡村治理的新时代。
经过十年的砥砺前行，我国乡村治理正实现从“管理民主”迈向“治理有效”的转变——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党建引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各地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亮点纷呈，为农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建机制——
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为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逐步构建起系统化的乡村治理政策体系。
2013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的发布，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要求，夯实了制度基础。
为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细落实，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切实履行中央赋予的统筹推动乡村治理的职能，一手抓统筹协调，推动出台文件，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与相关部门一起会商形势、谋划政策、推进落实，形成了协同配合、合力推进的良好机制；一手抓模式创新，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百乡千村”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遴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截至目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已开展近三年，确定115个试点县（市、区）；示范村镇公布两批199个乡镇1992个村；连续推出三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三项工作点线面结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省级层面，各地也纷纷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在县级层面，不少地区把乡村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探索建立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如北京市平谷区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浙江省衢州市的“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广东省肇庆市提升乡镇工作能力水平“六大行动”等。
在不断完善的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下，我国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搭体系——
党建引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西长发镇和平村村民心里，时间仿佛加快了：村新班子上任一年多，路修了，绿化、美化工程搞起来了，光伏发电项目也引进来了……以前软弱涣散的村“两委”班子和170万元的村级债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凝聚力的村“两委”班子和积极干事创业的村干部。
今年5月，在历时近两年后，全国49.1万个村班子顺利完成换届，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比例达95.6％，比换届前提高29.5个百分点，3.6万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得到集中整顿。一大批懂发展善治理、有干劲会干事、群众认可的优秀人员成为村“两委”成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我们的优势。十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建强基层党组织的热潮——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带头人队伍得到明显提升，党员先锋模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
十年来，在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治理体系也不断完善。
以自治为基础，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重庆市渝北区建立自治清单、协助清单、负面清单、证明清单，厘清基层组织职能边界；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以“系统、问题、法治、群众、互联”五种思维制定村规民约；浙江省象山县推行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事”制度。
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广东省惠州市“法保姆”为农村法律服务短缺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河南省新密市“一村一警”模式，构建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构建县、乡、村联动，行政、司法、民事和解、行业调解仲裁等多种调解方式统筹的“一纵多横”多元调解机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以德治为支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引领。贵州省福泉市巧用“红黑”两榜激活了内生动力；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贾河乡则以家风家训为抓手，引领群众见贤思齐，汇聚民心；山东省青州市侯王村把“孝治、孝兴、孝富”作为治村之策，把昔日的散乱穷村变身为远近闻名的善治样板村。
创载体——
各地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层出不穷
“红色存折”激励党员主动作为，“绿色存折”激励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爱心存折”激励爱心人士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湖南省津市市通过探索创新积分制，用三本“小存折”开启了乡村治理的“金钥匙”。
乡村治理机制已成、方向已明，然而工作怎样破题？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调动？抓手载体怎么做实？仍需新打法新路径来实现。十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出清单制、积分制等各式各样的治理方式。
浙江省宁海县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宁海36条”，规范基层用权；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制定农村重要事权清单，从机制上明确基层党组织参与、审核、把关的环节……通过实行清单制，群众按流程办事、干部按规则履职，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解决了村级权力运行不规范、小微权力腐败问题，维护了农民权益。
山东省荣成市为所有的村居党组织、党员干部、农村群众建立了信用档案，并配套奖惩措施，在信用积分制的激励下，荣成市基本实现村村有志愿队、户户有志愿者；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用积分制调动村民干事积极性，将曾经的空心村打造成资产过亿的富裕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探索引入文明实践积分制，建立量化评价体系，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摘掉了“贫瘠甲天下”的“穷帽子”……许多地方在推进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将治理事项具体细化分类、赋值量化、打分考核，以数字量化之效助力乡村善治。
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清单制，以及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方面典型做法的内在规律、关键环节，分别归纳提炼形成了三个“一张图”，成为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
十年来，在不断地创新、总结、推广、应用中，这些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在持续推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提效能——
数字技术应用深入推进治理现代化
“这一下就好了？不用到镇里去找领导了？”近日，山东省费县北石沟村村民张琪通过智能公章系统，不到5分钟便完成了企业用电换户的申请。现场，他拿着盖好公章的申请，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不可思议”。
近年来，新一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动能和基础支撑。在不少农村地区，村级“三资”等信息，通过手机就可以查询了解；社保、医保等业务，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实现“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村务微信群成了宣传政策、服务群众的主阵地；“雪亮工程”让广大农民的安全感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从1.56亿增长到2.93亿，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87.9％提高到100％。2020年全国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66.4％，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78.0％，“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为77.0％。
数字赋能，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四川省邛崃市借助腾讯“为村”平台，开发设置6大类90项功能板块，涵盖基层党建、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方便了群众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村民“仁里集”手机软件上，不仅可以查看村务、上传不文明行为，还可以在网上超市售卖本地特产、推广本地民宿。上海市宝山区打造“社区通”网上工作系统，党员干部和村民实名认证，书记当“群主”、党员为“中坚”、群众为“铁粉”，实现干群便捷互动，群众需求精准把握，群众问题快速处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探索建立“互联网＋”治理模式，推进各部门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高效化水平。
回望过去，我们在追寻善治的路上步履铿锵，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组织领导更加坚强，治理方式持续创新，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展望未来，乡村治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加快补齐乡村治理短板，同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