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让几代人了解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烈士们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经历，其中，“小萝卜头”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位原名宋振中的男孩在八个月大时，随父母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9年9月，年仅8岁的宋振中在重庆被害，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最小烈士。
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七八岁的宋振中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而且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因此被大家疼爱地称为“小萝卜头”。
现年86岁的李碧涛老人是航天部退休高级工程师，她曾于1947年被逮捕关进白公馆，曾与“小萝卜头”在一个牢房度过了近一年的时间，目前也是“小萝卜头”唯一在世的见证人。
6月下旬，上游新闻（微信报料号：shangyounews）记者在李碧涛老人位于北京的家中采访了老人，她向我们回忆了那段与“小萝卜头”相处的岁月。
“敌我分明、爱好学习与大公无私是‘小萝卜头’三个很大的特点。”李碧涛说，在白公馆度过的日子，对她的一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从白公馆获释后，她参军入伍参加抗美援朝，后进入上海交大学习。包括“小萝卜头”在内的白公馆烈士们，让李碧涛认识到：“人活着要有一个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是我必须去参与和支持的。”
12岁女孩狱中结识“小萝卜头”
“1947年10月10日，我12岁，在重庆盘溪中学读初一。那一天，我在学校里准备演出的节目，有人找到我说，我父亲快不行了，想要见我最后一面，让我赶快跟他走。我因为想着第二天老师还要考试背单词，于是随身只带了一本英语书就跟来人走了，当时只穿了一条连衣裙，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86岁的李碧涛老人回忆起当年被带进白公馆的事情，仿佛还是历历在目。她说，父亲是当时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机关报《华西晚报》的主编，负责撰写社论，母亲是副刊编辑。在父母被捕入狱前，李碧涛一家住在成都新华日报社的一个院子里。
“也是在那时，院子外面已经有特务盯梢，因为父亲明确表示反对内战。我母亲平时写东西不用坐班可以在家，家里吃饭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方桌子，上面摆着麻将，来的同事都是假装在搓麻将，等到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就开会。开会讨论的都是新华日报社送来的消息、解放日报的新闻，分析国内的形势。他们也通过一些渠道，可以学习到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李碧涛说，当时为了应付院外特务，家里准备了一条非常细的绳子挂在家门上，绳子另一端挂着一个铃铛连到屋内，还是孩子的李碧涛在院外玩游戏的时候，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人要进来，就牵动绳子，而另一端的铃铛一响，室内的母亲就佯装成正在打麻将牌的样子。
1947年《华西晚报》遭到查封，李碧涛的父母于1947年10月8日被逮捕关押在白公馆。“9日那天，特务们在抄我家的时候发现了我写的一篇悼念我们校长的文章《哭陶行知》，在这篇文章上面有我妈妈作的眉批说：‘这是我女儿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特务们就说我是个‘小赤匪’，10日就把我骗进了白公馆。”
最初进入白公馆给李碧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女牢房算上我与妈妈，共有五对母子，牢房内没有电，只有几张床，弥漫着一股非常怪的味道。外面有一个木板搭起来的棚子，里面有两个马桶。棚子外面有一盏油灯，在里面的人不能洗澡，顶多是用毛巾清理一下。伙食是用盐水煮过的菜叶和掺杂着石子与老鼠屎的米饭。”
“个子不高、非常瘦，脑袋很大、眼睛很有神。”这是同牢房的“小萝卜头”留给李碧涛的第一印象。“姐姐，你来了不要难过啊。”当时7岁的“小萝卜头”见到李碧涛时安慰她。后来李碧涛才知道，白公馆是“只进不出”的，大家都默认，进了白公馆的人，是无法再活着出去的。
赠送珍贵鱼肝油，灯油煮面慰问患病难友
“因为随身没带任何衣物，我只穿着一条连衣裙，所以到了冬天冻得够呛。”李碧涛说，监狱里没有过冬的衣服，后来“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阿姨用大人的灰色囚服改了一件棉裤，才让她度过了白公馆的冬天。
“‘小萝卜头’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大公无私、乐于助人。”李碧涛说，当时白公馆有两层，楼上住的是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在狱中，黄显声将军教“小萝卜头”读书认字，并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给小萝卜头找了一些鱼肝油，“小萝卜头”把鱼肝油送给了刚刚入狱的李碧涛。
“他当时说：‘我妈妈说，（这里的饭）我已经吃习惯了，你吃不习惯，你现在正在长身体，要长得高高的。’”李碧涛说，母亲告诉自己“小萝卜头”更加缺乏营养，她后来把鱼肝油再度还给了“小萝卜头”。
令李碧涛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同为难友的胡春浦有严重的胃病，被抓之后吃不下监狱的霉饭，后来“小萝卜头”就告诉他妈妈：“胡伯伯要饿死了，他痛得吃不了饭。”当时在白公馆内，难友们可以买到的东西有：香烟、锅盔和挂面。
李碧涛说，“小萝卜头”的妈妈徐阿姨知道情况后，就用在息烽劳作时纳鞋底赚的钱买了一些挂面，然后将女囚牢房用来晚上点灯的油每天偷偷倒出来一点存起来，再用一个小搪瓷缸煮面送给了胡春浦。此外，在白公馆中，有人出现情绪问题，或者有什么事情了，“小萝卜头”知道以后也会告诉他妈妈。
“小萝卜头”在狱中，从没停止过学习的渴望
李碧涛记忆犹新的还有“小萝卜头”热爱学习的劲头。李碧涛入狱时刚上初中，在狱中和“小萝卜头”谈论最多的便是学习。“学校什么样啊？课本什么样？你们都学什么？教室啊、黑板啊、桌椅啊、同学啊，还有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老师都什么样？”李碧涛说，“小萝卜头”非常爱问关于学校的问题，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也非常渴望能获得自由。
李碧涛回忆说，“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见到过监狱以外的世界——他妈妈在狱中生病，经过狱友们的争取，“小萝卜头”被批准陪母亲去看病。当时“小萝卜头”和妈妈被关在轿子里，抬到重庆小龙坎，在途中能通过一个小窗子看到外面。“小萝卜头”看到窗户外有棺材铺、路边上有土地庙，回来以后逢人便讲：“我看见路边的小房子里头有土地爷爷、土地奶奶。”
“我一定要上学，这些人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学习，我一定要学习，像黄将军一样，什么都懂，好好学习，等到解放的那天。”“小萝卜头”曾经和李碧涛这样说。年纪小加上难友们的支持，“小萝卜头”在狱中被获准于每天上午到楼上黄显声将军房间学习，黄将军教了“小萝卜头”加减法，“小萝卜头”自己有一支很短的铅笔，用草纸写作业，后来黄将军给了他一个很小的练习本，他还在本子上面画画。
“小萝卜头”平时会在上午拿着铅笔和草纸去跟黄显声将军上课，下午就跟李碧涛在一起用钉子在地上写字，李碧涛还教“小萝卜头”背九九乘法表。
“小萝卜头”用钉子在地上把当天的作业写完之后，再用铅笔抄到草纸上，第二天交给黄将军。黄显声将军对“小萝卜头”说，希望他出去以后继承父辈的职业，建设新中国。
对敌人保持警惕，为难友传递信息
除了无私与好学，“小萝卜头”的敌我分明也给李碧涛留下很深的印象。“‘小萝卜头’有两大贡献，第一个就是把从黄将军那里知道的国内形势，报纸上报道的东西，从楼上带到楼下给他爸爸，他爸爸在图书室里传给所有的男狱友，然后他爸爸再告诉我们女牢房，这样整个白公馆的人都知道解放军到哪儿了。‘小萝卜头’只有7岁，他有这个自由。”
“小萝卜头”的第二个贡献是能把政治犯的消息互相通知。对于新来的政治犯，“小萝卜头”总会第一个去了解“叫什么？是干啥的？”每次有新犯人都是他第一个去拜访。通过这个“通讯员”，狱友们第一时间就会知道又有谁被捕了，叫什么名字，哪来的。
李碧涛介绍，“小萝卜头”能有这样的是非观念，与他的母亲徐林侠有很大关系。“徐阿姨在狱中，手和腿都浮肿，尽管病成这样，她仍旧很坚强。对待特务，从来没有一点奴颜媚骨的。她教我母亲，也教给他儿子——‘他们就是敌人，他们就是要杀我们的人，他们什么甜言蜜语都不能相信。’”
1948年，在外界力量的帮助下，李碧涛与母亲离开了白公馆。“我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我再回到学校是9月份，我在白公馆呆了不到一年。”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却给李碧涛留下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51年16岁的李碧涛初中毕业，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入伍，学习9个月后被分配去坦克一师文艺工作队学习舞蹈，1952年前往朝鲜被派往连队协助挖坑道，并给志愿军战士们放电影和演出歌舞。后来，李碧涛复员并决心上大学。在建党百年之际，李碧涛所写“党在我心中”为题的文章表示，上大学是完成了“小萝卜头”当年“希望长大能建设新中国”的愿望。
后来，李碧涛被上海交大分配到二七机车厂当技术员，为提高柴油机零部件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忙碌之时，心中常想起自己要替“小萝卜头”做好这份工作。
“‘小萝卜头’和白公馆的那些烈士们让我明白，每个人活着都要有一个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就是我必须去参与和支持的，我也愿意作为一个在世的证明人，我相信烈士的精神会影响更多的人。”李碧涛说。
“在党的百年华诞时，不忘当年烈士精神对我们下一个百年征程会有很好的鼓励作用。”采访结束前，李碧涛老人手写这句话作为补充，并表示希望年轻人多多观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游新闻记者 王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