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解放碑，重庆主城重要地标，高楼林立、游客络绎;秀山洪安古镇，渝、贵、湘三省市交界地，有“渝东南门户”之称，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地。
72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大军为主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第一枪从秀山洪安打响，一路攻坚克难、浴血奋战，历时近一个月，最终到达如今解放碑所在地，实现了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的解放。
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段英雄壮举和光辉历程，也因此获得了蓬勃的动力，在72年跌宕起伏中始终坚韧、务实、向上，不断追逐自己的梦想。
旭日东升
确定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组成西南服务团，人民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然而，西南地区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中，为解救水深火热中的重庆人民，解放重庆势在必行。
面对军事上的总崩溃，国民党提出“确保大西南”的方针，力图以重庆为据点，以四川、西康、云南、贵州为根据地，固守西南，以待重整旗鼓。
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党中央对解放西南作出总体部署，明确指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为主，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解放重庆，解放西南，实现大陆的全部解放。
中央军委曾强调指出：进军华南、西南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插至敌后，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便于将节节后撤的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特别是便于将胡宗南集团歼灭在四川境内，不使其逃往国外，为患未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为解决西南解放后干部缺乏问题，二野在上海和江浙地区招收进步学生和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今年已93岁高龄的钱中豪就是西南服务团的一员。
“你们可幸福了，我在20多岁年纪时，到处兵荒马乱。”近日，在位于南岸区的家中，钱中豪激动地说。
已是鲐背之年的钱中豪耳虽不再聪颖，但他的思维和表达依然清晰。采访前，老人特意拿出珍藏在箱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3月30日，南岸区一小区，93岁高龄的钱中豪老人讲述当年进军大西南的故事。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胸前别上纪念章，钱中豪的思绪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时代。
他记得，新中国刚成立后，“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吹响。
“我是上海人，部队当初接到进军大西南的命令时，我正在南京二野军大学习。”老人说，10月9日部队开拔的当天晚上，学校组织大家看话剧《白毛女》，偌大的礼堂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当看到恶霸地主黄世仁抢走喜儿时，台下群情激愤，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耳际。
钱中豪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指导员，要求马上出发，去解救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
随着紧急集合号声响起，所有人都往操场汇集。待全团集合完毕，团长一声令下：“出发!”
钱中豪被编入第二野战军直属三团一连，开启了他们向大西南进军的征程。
老人告诉记者，行军途中，在经过贵州的一个苗族村落时，米袋早已见底，每天只发两个红薯充饥。然而，当见到男女老少衣不蔽体、光着脚丫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时，作为连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钱中豪心都碎了。
“连长号召我们把多余的衣物都捐献出来。”钱中豪回忆，他身上除了棉军装，就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件棉背心了，自己都冷得打哆嗦。军装是不能捐的，他带头脱下自己的棉背心，“当连长将带着体温的背心交到村长手中时，他感动得差点双膝跪了下来”。
“尽管身上冷一点，可我们心里却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国家有难，百姓遭殃，正是这次经历，“让大家吃饱穿暖”的信念在钱中豪内心深深扎下根来。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发动西南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的西南防线发起强大攻势，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挺进重庆
沿途老乡倾力相助，解放军一路乘胜追击，为向重庆市区推进扫清障碍
11月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渝东南门户秀山县。
“蜀道有近时，春风几处分;吹来黔地雨，卷入楚天云”。清代章恺曾赋诗描绘这里“一脚踏三省”的地利之优。一条清水江悠悠划过，江对岸是湖南花垣茶峒，江这边是重庆秀山洪安。
今年79岁的吴堂海从小生长在洪安古镇，解放军进驻洪安时，他只有七八岁，清楚记得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这支部队和我之前见过的军队有些不一样，他们敲开老百姓家门，很有礼貌，站在屋外，未经允许绝不进屋。”吴堂海说，解放军军纪严明，不仅不扰民，还帮老乡打扫院子，担水挑柴。有一次，一位战士借用老乡家的水瓢煮饭，后来水瓢不知道放哪儿，暂时找不见了。排长得知后，对战士说：“不管弄没弄丢，都要赔偿。”
当时，他还看到两个首长模样的人，站在街上向大家宣布：洪安解放了，群众再也不会过受压迫和剥削的日子了!“听了这话，洪安居民像过节一样高兴，后来，我听大人们说，这两个人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吴堂海清晰记得，在洪安渡口边，每到一批解放军，居民们就放一阵鞭炮。后来解放军的人马越来越多，仅靠渡船和橡皮艇已不敷使用。架设浮桥时，很多群众自发将家里的木板和门板，扛到岸边，为解放军扎木筏，搭建浮桥。几个小时内就在洪茶渡口上，搭起一座可供四路行军的大浮桥，承载着解放大军奋勇向前。
秀山解放使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大为震惊，决定将其主力撤到乌江以西地区，脱离解放军的包围，企图重新在龚滩、黔江、彭水地域布防，凭借乌江天险，拼死抵抗。
但是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之势，于11月中旬一举解放了酉阳、黔江，16日又解放了彭水县城。
国民党军沿乌江200余里布置的防线不堪一击。解放军乘胜追击，以每天行军近200里的速度，突破乌江天险，翻越白马山，19日解放石柱，21日解放武隆县城。
绵延千里的武陵山区，高山峻岭，人烟稀少，道路难行，解放军部队行动及供应遇到很大困难。有时，有的部队仅日食一餐，忍饥挨饿，仍拼尽全力追击敌人。记者在采访中见到一幅解放军进军西南途中的宣传鼓动标语：咱们的大腿不简单，十天追了一千三。
11月下旬，在摧毁了罗广文、宋希濂的白马山防线以后，解放军二野三兵团主力及四野47军协同作战，在南川冷水、涪陵龙潭、巴县栋青场、天子店等地聚歼宋希濂和罗广文部队三万余人后，分三路继续前进，解放了南川、綦江、江津、涪陵等地，对重庆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重庆门户洞开，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重庆市区推进扫清了障碍。阵阵枪炮声，驱赶着山城黎明前的黑暗。
历时56小时
建文峰上硝烟弥漫，百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南泉战斗重创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重庆“江南防线”
重庆是温泉之都，南温泉是主城的“南大门”。然而，这景幽汤美之地，也曾经历过血与火的战斗。
“大家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当年解放军战士为解放重庆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建在这里的重要原因。72年前，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三天三夜，胜利的曙光，照亮了整个山城。”在巴南区南泉街道建文峰上，一拨又一拨游客来到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聆听解说员对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的介绍。
3月29日，巴南区南泉街道，市民正在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参观学习。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记者了解到，南温泉是当时有名的风景区，也是国民党党政要员的别墅区。群山交错、峰峦重叠，百多里回环的山山岭岭构成了重庆江南的一道天然屏障。东南面的建文峰是群山之巅，更是军事上的制高点。
因此，国民党视南泉为据守重庆“江南防线”的战略要地，调集了罗广文部44军、杨森部20军等重兵把守，并匆忙空运胡宗南部“王牌”师赶赴重庆，妄图守住重庆南大门。
11月26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2军先头部队神速地由南川抄山路进攻南温泉，与防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守军遭遇，打响了解放重庆外围的战斗。双方在虎啸口、建文峰等处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阵地争夺战。
一时间，建文峰上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弹坑遍布、树断草燃，战斗异常激烈。解放军战士始终顽强坚守建文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牢牢将建文峰制高点控制在手中。
11月28日晚11点半，参加南泉战斗的解放军奉命有序撤出战斗，迅即由江口渡江，汇入主力部队;而南泉守敌闻其退路将被截断时，连夜仓皇溃逃。
“南泉战斗自26日下午3时许打响，至28日晚11时半许我军撤出战斗，历时56小时，是解放重庆城区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战斗。”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铭介绍，南泉战斗重创了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重庆“江南防线”及南泉守敌，为解放军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斗中，解放军一营副营长徐泉水、二营副教导员梁松斗、二连连长徐根、三连连长曹辉等百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在离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不远处的南泉公园后山陈家湾，是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泉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清明、七一、国庆等节日，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前来瞻仰、扫墓。
烈士陵园讲解员刘方雯介绍，重庆完全解放后，十二军留守部队迅速派出人员，到南泉动员组织地方群众全面清理烈士遗体，就近掩埋于群山之下，并插木碑为记。牺牲的战士由于很多没有胸章，只有少部分留下姓名。
195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南温泉境内的全部烈士坟墓用木箱重新收殓合葬于南泉公园后山陈家湾，并立碑石为：“南泉革命烈士公墓”。
3月29日，巴南区南泉街道，南泉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解放军入城
重庆人民告别苦难翻身解放，山城破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最后的迷梦，人民解放军主力顺利向重庆市区推进。
1949年11月30日，巴渝大地的时空坐标铭刻上这辉煌而永恒的日子，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入城了!
30日下午，川东党组织的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乘轮渡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入城。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在朝天门、储奇门等处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
至此，重庆市区宣告解放，山城破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这一天起，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流血牺牲，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告别苦难翻身，从此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新重庆的道路。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表示，重庆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为解放西南全境进而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钱中豪清楚记得，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各类店铺照常营业，人心安定，不时有群众高呼“解放军万岁!”
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如今，钱中豪作为解放重庆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常受邀为南岸区各级党政部门作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解放重庆后，钱中豪就留了下来，一待就是70余年，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巨变，“上世纪50年代，宏伟壮观的重庆大礼堂诞生;60年代，有了重庆宾馆;70年代，重庆长江大桥动工兴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远的不说，现在街边一个卖红薯的小贩，都能拿出手机二维码收款。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没有解放，还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吗?”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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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重庆是解放大西南至关重要的一着棋”
——本报记者专访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
1949年10月1日，作为开国元勋的刘伯承，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他虽身在北京，但仍心系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中的大西南。
两个月之后，11月30日，刘邓大军顺利解放重庆，让这座西南重镇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指挥这场战役的正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刘伯承元帅之子、少将刘蒙。他表示，进攻重庆是解放大西南至关重要的一着棋。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地区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中。“蜀地易守难攻，且手里还有100多万残余部队的‘老本’，此时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还做着坐镇重庆、割据西南的迷梦。”刘蒙说，根据党中央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他的父亲和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顺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南这场解放战争进程中的最后决战。
刘蒙说，在大革命时期，父亲是国共合作政府驻四川特派员，又是川军各路革命军总指挥，和很多川军大佬打过交道，他们的政治选择事关整个大西南大局。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联名向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提出“四项忠告”，促使他们接受解放军的“约法八章”，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原已不稳固的阵营。
因此，重庆解放仅仅10天内，川军、滇军等陆续发生大规模起义，西南局势彻底翻盘，宣告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崩溃。
“我父亲是重庆开州人，也是从重庆走出去参加革命的，他对重庆感情很深。”刘蒙讲述了两段刘伯承元帅与重庆渊源颇深的故事。
作为重庆人的精神家园，解放碑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于1947年竣工。重庆解放后，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更改旧有地名。1950年9月，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笔题写碑名，作为对全中国人民解放最好的纪念。
重庆图书馆里有4083册珍贵的藏书，是一位“刘老太太”捐赠的，这个“刘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
刘蒙告诉记者，父亲收藏了几千册图书，是他从青年时代就攒下来的，随他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图书馆需要图书，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读到这些书，父亲委托三弟刘叔禹(刘蒙的三叔)将涉及文史、印谱、书法等多个种类的4000多册图书捐赠给重庆图书馆，这些书中批注的笔迹均出自刘伯承。为了避免引起太多关注，刘叔禹在登记姓名时，写上了“刘老太太”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