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渝中区中山四路，春芽吐新绿，鲜花竞芬芳。坐落在这条街上的桂园，肃穆、宁静。
“时间的长河会冲淡许多东西，唯独有一样不会，那就是历史的印记。它在一辈又一辈人之间传承、凝聚和升华。”在参观完桂园后，一位外地游客在微信朋友圈里感慨地写道。
重庆桂园，国共谈判的重要见证地。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就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谈判在这里举行。10日下午6时，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以大勇 赴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抗战、团结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使人民力量不断壮大，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迅速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要求，坚定地贯彻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准备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随着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把注意力放在了准备内战上，企图借受降之机，迅速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国民党在积极调遣军队准备内战的同时，又假意表现出愿与中共就解决抗战后中国政治前途问题进行和平谈判的姿态，借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后，8月16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张明(刘少文)的电文中判断：“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此后几天里，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到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会亲赴重庆。然而，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一消息也立即震撼了重庆全城。
《新华日报》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4人的来信：“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以诚意 促和平
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在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多次直接商谈。
中共对谈判表现出极大诚意。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十一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内容主要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十一项提要”作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基本同意，但对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整编问题也有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作过多次让步。但是，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不肯松动，反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一再要求中共“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对此，周恩来、王若飞据理驳斥，谈判陷入僵局。
在重庆期间，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努力与各方交流看法，多次在桂园会见各方人士，还登门拜访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与他们促膝交谈，交换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应邀会见了民主同盟、青年党、九三学社等在渝中委和几十位国民参政员。
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之际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代表的赞同。
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代表，后经双方代表斟酌修改形成定稿。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的主要成果有：使国民党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等等。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曾这样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以协商 促民主
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坐落着一幢十分醒目的黄墙建筑。抗战时期为中国银行大楼，曾是中共代表团在渝驻地，如今它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门处是一扇青砖砌成的拱门，门额上挂着写有“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的牌匾。过了拱门，顺着台阶往上，便来到旧址的主楼。该建筑是一幢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坐西向东，通高13米，加上附属建筑，共占地627平方米。
这幢建筑见证了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率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斗争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不懈追求。
根据《双十协定》，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1945年底，周恩来率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来渝，该楼即由国民政府拨给中共代表团作为办公室兼住房。
在这幢楼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日夜为民为国奔走忙碌，在当时政治时局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如行走于刀锋之上。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8人，包括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莫德惠等9人。
会上，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其焦点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团结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党的错误主张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促成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5项协议。
“这是当时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瞩目的一次会议，就像在祖国大地上升起的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遗憾的是，这一线曙光并未演变成万道霞光，而只是昙花一现。”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说，由于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因而最终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
“从重庆谈判到旧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作出了种种努力。”黎余认为，这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有力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了这些协议，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使人民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实面目。这样的事实深刻教育了人民，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