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最后一公里” 乡村治理如何向院坝延伸

2021年3月24日，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村民在田地里劳作。该村不断激活资源要素，发展富民产业，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武隆区白石村菜地湾法治大院。记者 王亚同 摄/视觉重庆

北碚区东升村杨家院坝里的村规民约。记者 王亚同 摄/视觉重庆

核心提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和传统文化差异显著，乡村治理存在不均衡、人才缺乏、参与度低等问题，治理能力水平亟待提升。近年来，国家逐渐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城乡社区倾斜，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

在重庆，乡村治理正在党建引领下向纵深推进，部分区县因地制宜推动有效治理向更基层延伸，一些村庄涌现出依托院坝、小院等为治理单元，实现自治德治法治各有侧重又有机融合的现象。

乡村治理三大难

人少、钱少、事情多

“中青年外出务工、经商，村里走出去的人基本上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这几年，在城里买房、上学、就业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加快了村民外流。”来自渝西地区某镇一党委书记直白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留不住人的乡村首当其冲面临着“谁来治理”的问题。

谋取效益更好的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没有主导产业支撑的“空心村”满足不了，充满活力的人走了，乡村治理缺乏可持续的韧性。

“这些年，村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都不错，村民收入上来了，但村里的问题却不少，夫妻失和、邻里矛盾、被骗钱的、打麻将的、摆酒的、乱占地搭违建的，我们都要管。”中心城区某村党支书坦言，村社干部手头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活多事杂收入偏低，一些情况只能是应付了事。”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村便民服务中心摆放的宣传资料多达十几种，涉及乡风文明、村规民约、电信诈骗、垃圾分类、学习教育等等。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新情况，让循惯例照搬的村社干部无所适从：“像电信诈骗、对老年人的传销，这些我们怎么管？”一村干部无奈地表示。

此外，因集体经济规模小，不少村庄在公共服务、村民福利方面投入不足，村民对集体存在感下降，对公共事业不关注、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少、传统人际关系淡化等，导致村庄整体凝聚力和村民归属感不断下降，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

依托产业共治乡村

清明时节，行走在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杨家院坝外，葱郁的香柳迎风飘摇，远处高架于空中的渡渠古朴壮观，白墙黛瓦的民房错落有致，厚重的土坯房被改造成民宿，曾经的猪圈成了乡情展厅。小小的院坝，承载着满满的乡愁，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没想到我们这里一下子成了引领全村人发展的希望。”嫁到杨家院坝30多年的冉明菊高兴地告诉记者，因不远处的空中水渠几年前意外成为网红打卡地，村里选择位置最好的杨家院坝进行房屋风貌提升，利用土坯房打造民宿、茶馆和接待中心，美化提升环境打造了“柳巷竹巷”特色院坝，吸引了不少游人来村里。

以前在外做建筑工的冉明菊，瞅准了商机，回村利用自家的老房子与别人合伙建了农家乐饭馆。“每天能接待两三桌，周末还要翻倍。”依靠餐饮加上销售当地稻米、土鸡、猕猴桃等，冉明菊每月收入将近4000元，相比以前辛辛苦苦搬砖，现在轻松了不少。

“我们今年到目前已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估计超过了200万元。”东升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琼玲介绍，在杨家院坝38户居民中，像冉明菊这样做起农家乐餐饮及民宿生意的还有7家，还有不少人经营小卖部、农家土货电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乡村旅游产业从无到有，让杨家院坝居民倍感珍惜，更带来乡村治理的可喜变化。

院坝里成立了产业发展党小组，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布局配套产业；共同的事业，让村民交流更为紧密，矛盾纠纷基本消失，更多心思花在了如何留住游客上。为保持环境卫生，院坝里自发成立了志愿者队伍，每天轮流值班打扫卫生、开展垃圾分类，还定期组织最美庭院评选。

在东升村，这样的院坝治理单元还有3个，他们分别依靠各自特色优势，依托稻田、空中水渠、土坯房等乡愁元素，打造了童话工坊、稻田故园、闻柳观渠等特色景观，让院坝里的一花一草、一庭一院皆成为风景。

去年，东升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2万元，先后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绿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2020年获得了全国文明村的殊荣。

依托院落共育新风

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10社，有个远近闻名的“三崇堂”。

在崇文、崇礼、崇信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多年来，以“三崇堂”为中心的院落，先后走出了数十位大学生、干部，还有18位青年参军。浓厚的文化气息、以礼相待亲如一家的氛围，让“三崇堂”院落的54户村民，形成了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良好传统。

近年来，“三崇堂”又探索“党建引领+新风小院”治理模式，积极推进自治、德治、法治有机融合。院落成立了党小组，实行党员联系服务小院群众，开展平安建设，还开通了院落居民的大微信群，大事小事都发在群里讨论商议，村民参与的热情很高。

“三崇堂”前的公共院坝出现破损，村民自发捐款加上社里资金共计11万元，翻新扩大了院坝小广场2000多平方米；院落里的年轻人建立了启智书院、志愿者服务队，为大家免费提供茶水和书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不久前，该院落还建起了自己的院史馆，充分挖掘崇文尚礼守信传统，传承好家风好家训及邻里守望、友爱相亲的互助精神。他们还常态化推进最美志愿者、“好婆婆”“好媳妇”等评比，孕育文明新风。

“院落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村民在参与中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邓跃虎介绍，牵头主事自治议事机构的人都是经由群众推选的有威望、有能力且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党员群众，院落的公益建设、维护，救助对象确定等，都由自治组织、群众大会评议讨论决定。

像这样的院落在荣昌也越来越多。

为提升基层党组织动员、组织群众能力，荣昌区把基层治理重点调整为农家院落，在全区范围内以10—20户传统院落为单位，打造各具特色、不同主题的“新风小院”。“因地制宜‘一院一策’，用乡土文化和乡愁凝神聚魂。”荣昌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已建成“新风小院”220多个，成为创新推动新时代乡村善治的有力抓手。

依托法治共享和谐

日前，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获得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殊荣。该村探索建立“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法治大院”治理模式等，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推进乡村善治的探索实践和显著成效。

重庆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派驻到白石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杨懿，就是这项实践的重要推手。三年前，初到白石村的他，对村里脱贫攻坚无从下手，经过调研，他决定坚持自己的本行：法治。

法治在乡村的落脚点，需要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服务阵地。杨懿在村里探索建立了调解室，让政法公共服务延伸到基层，帮助村民解决问题、调解疑难矛盾纠纷。

调解室的效果出奇地好——村民们在调解员的撮合下，通过“仪式感”强的调解程序，往往都能化干戈为玉帛。这个名为“让一让”调解室自成立以来，先后调解120余起纠纷，“让一让”精神在村里已深入人心。

在此基础上，白石村又开始建设打造“法治大院”，以党建为引领，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加强以农村院落为单位的治理机制建设，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村里有一处名为“菜地湾大院”的院坝，住着13户居民，20位村民。“现在院里各家只要有啥子事，就聚在我家门口，邻里、家庭闹矛盾，劝一劝、让一让，及早化解。国家政策、公益事业、农业技术等，聊一聊、摆一摆，做到心中有数。”“院主”秦光美说，她家的“礼让堂”成了院坝里的调解室。

杨懿介绍，“法治大院”只是一个统称，无论从命名到院落标识，都是结合实际情况来彰显地方特色，而“大院”范围并不拘于形式，一般以居民端碗饭能聚拢来为范围。如今，白石村已经有16个“法治大院”。

“通过打造‘法治大院’，建立‘院坝治理’机制，村里产业发展兴旺，村民们法治素养得以提升，保障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杨懿说，下一步，将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完善“院坝治理”机制，让白石村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专家访谈>>>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周永康

找准突破口 打造共同体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如何更好发挥基层单元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周永康。

周永康认为，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多主体参与、多维度实施、全社会发力，因地制宜推动有效治理向更基层延伸，并推动治理体系向系统化转变，创新探索有效治理的小单元、新平台，打造适应扁平化社会治理方式的乡村共同体。

乡村地域广大，各地经济社会条件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较大，乡村社会自身也存在差异，基层治理存在不均衡性。各地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问题：形式主义对待政策、惯性依赖与怠惰情绪；基层治理能力较弱，有效治理平台较少；治理主体特别是居民参与度不高；有些乡村地区空心化严重，导致治理主体力量不足。

推动乡村治理向更基层延伸，应重点围绕组织、政策、资源、平台四个要素来扎实推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完善乡村基层治理制度政策，健全资源供给体系、渠道与机制，探索创建有效治理的平台空间，努力形成内力自生与外力助推的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在理论层面上，推动建设以乡村政治、乡村经济、乡村伦理、乡村精神为主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即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型乡村政治共同体；以市场导向、集体经济、合作生产、共同富裕等原则，探索可持续的乡村经济共同体；以和谐、友爱、互助、宽容等主导，再造乡村伦理共同体；以实现人的幸福、快乐、生命意义为目标，升华乡村精神共同体。

各地要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传统、产业状况等综合考虑，找准治理突破口，形成自身治理特色。有的地方可从生态治理入手，有的地方可以从发展特色产业入手，有的地方可以从村规民约入手等等。

乡村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在治理体系构建中，人的情感是不可或缺的。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乡村治理更需要情感的安抚、联结、支持、疏导和整合。转型时期一系列变革使乡村社会的情感结构发生了重要转换，面临诸多深刻的挑战与冲突，如出现了以情感伦理失序、情感异化、情感疏离等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应通过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思路，重建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情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