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鲜@基层之治| 探寻长三角地区基层治理“密码”

新华网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于子茹）小到一个居民楼的建设，大到一个城市的精密运转，背后都是一篇社会基层治理大文章。如何写好这篇大文章？近年来，长三角多地紧紧围绕“为民”二字，创新治理路径和方法，一个又一个基层治理效能高、服务群众能力强的基层治理样本逐渐显现。

打破跨行政区域壁垒，加速司法便民利民一体化

协同共进，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紧扣“一体化”这个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减少各类壁垒，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前耗时一两年的官司，现在很短时间就能结案。”谈起“一体化”社会治理最大的受益之处，苏州吴江某纺织企业老板杨海滨认为是打官司更便利，“法院用了三天时间就帮我协调解决好六年之久的货款拖欠”。

原来6年前，浙江嘉善一公司从杨海滨这里进了一批货，价值22万元，但发货后，便逐渐找不到人。今年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无奈之下他才向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汾湖法庭递交了起诉材料。最让他出乎意料的是，法院立案后第3天就找到对方并协商好还钱方式。

异地纠纷的快速解决，得益于去年苏州吴江法院与上海青浦法院、浙江嘉善法院签的司法协作协议。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汾湖法庭庭长厉昱中说，这一便民诉讼、多元解纷、服务企业的司法协作新模式，让异地诉讼累、诉讼难的问题得以解决，减少不少企业主诉讼时间成本。

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法治护航。去年10月，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法院同步开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诉讼服务专窗，并配备专用移动终端、扫描仪等设备，指定专人负责对当事人就近提起的民商事案件、强制执行案件等申请提供即时跨域立案服务，让打官司不再难；而三地的检察机关，更是创新涉企案件“程序性事项异地代办”、“一网通办”机制，减少审批层级和涉案当事人三地奔波之苦。

在三地一体化司法协作模式下，法官跨行政区域查不到当事人信息的问题也将被解决。厉昱中介绍，汾湖法庭将加快实现数据互通互联和三地区内办案协作、诉讼服务“一网通办”，解除办案中的数据共享阻碍。“目前，已经开发完成执行案件的工作平台建设。”

同样，三地跨行政区域数据壁垒的打通，也给社会治安治理按下“快进键”。

吴江汾湖派出所，东临上海、南接浙江，管辖区面积96平方公里，交通运输密、外来人口多、警情基数高，基层治理复杂。为此，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公安机关打通数据互查、互通、互调渠道。

“在社会面数据上，我们打破数据交换壁垒，推动汽车租赁、商场购物等80类社会面数据批量共享。”吴江汾湖派出所民警介绍，下一步，还将争取上级支撑，在内网权限融合上实现共享，推动实现“三地系统精准互查”。

“以前，办案要借调外地视频监控，民警必须亲自跑一趟，费时费力，也有可能延误办案时机。”吴江公安民警李忠琪说，现在视频实现共享后，民警能随时调取监控，不用专门跑一趟，提高了办案效率。

共商共建“微”改造，提升老旧小区居民幸福感

在上海，与成片现代化楼宇并存的，还有大量老旧小区。在那里，设施老旧、缺少管理，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在二级以下旧里集中的中心城区杨浦区，居民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高涨，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治理智慧。

如何更好地改造、治理城市老旧小区？位于杨浦区江浦路街道的辽源花苑，给出了一个答案。

辽源西路190弄、打虎山路1弄、铁路工房，曾是三个相互独立、仅有一墙之隔的小区，平均房龄超三十年，设施老旧，居住其中的群众生活不便。为改善小区环境，2015年起，在杨浦区首创的“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助力下，杨浦区房管局联合江浦路街道开展了“三区合一，一脉三园”的更新改造。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三个老旧小区破墙合并，更名“辽源花苑”，展现新颜、焕发新生。

如今走进辽源花苑，横亘在三个小区间的围墙被拆除，腾出的几百平方米的公共空间被打造成社区中心花园；楼房外，之前暴露的管道、电线以及架空线路等实现了管网入地；房屋内，社区规划师根据每家住户情况单独设计不同装修方案；小区内设立社区睦邻中心、家庭医生工作站，方便居民娱乐、就医……

“在小区改造过程中，我们坚持把共商、共建贯穿始终。”上海市杨浦区江浦路街道五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虞净说，在小区改造方案征询阶段，居民的顾虑和反对声音不少。为了助推改造，居民区党总支引领“三驾马车”同频共振，成立以业委会成员、物业公司代表、党员、楼组长、志愿者等组成的自治团队，开展居民意见征询和矛盾调解等工作，真正实现让每一个居民为小区改建出谋划策。

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陆勇峰，是辽源花苑更新项目的一名社区规划师，他全程参与了小区的改造项目。他说，“我们可以提供专业的设计方案和理念，如果想居民满意，就离不开全周期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参与这个更新项目，陆勇峰最大的感受是：居民参与社区改建，不仅加深对社区的了解，还培育了他们社区自治意识。

随着小区之间围墙的打开，辽源花苑居民的自治意识也在“破墙”。2018年5月，辽源花苑实现了统一物业管理。居民区党组织牵头成立“辽源花苑党群议事会”，议事会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例会，邀请居委会、物业公司负责人一同参加，梳理管理漏洞，并督促物业公司进行整改，小区管理成效因此大大提升。

“从打破物理围墙到打破心理围墙，再到打破治理围墙，现在看起来很容易，其实难度很大。”上海市社会建筑研究会副会长罗新告诉记者，辽源花苑通过楼道微整治、空间微改造、景观微更新的“三微治理”，大大提高了社区治理效能，也彰显了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施政智慧，以及社区治理的时代性、科学性。

2011年至2019年，上海杨浦区累计完成旧改37000余户，目前还有成片二级以下旧里57多万平方米，其中滨江仍是旧里最为集中的区域。今年，杨浦区将继续推进滨江区域部分街坊旧改工作，预计惠及居民9500余户。

多元化矛盾调解，打造“国际化”治理样本

浙江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商人贸易、生活于此。兼顾当地居民多种多样的合理诉求，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直是义乌基层社会治理的施力方向。

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难免发生矛盾纠纷。近年来，义乌遵循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的目标，搭建市镇村三级矛盾调解中心，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在义乌市区，联合律师事务所开设法律服务专窗，直连海外律师解答跨国贸易问题，实现涉外纠纷迅速调；在外国人、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社区，开设服务专窗、建立劳动纠纷调解组织，实现矛盾纠纷就近调；在义乌六大贸易市场设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站，集中受理市场采购中的矛盾纠纷，实现贸易纠纷精准调。

于此同时，义乌启用外籍调解员和新义乌人调解员，组建29支矛盾调解突击队，变“群众跑”为“跑群众”，主动上门调处化解纠纷，打造义乌国际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为社区工作开展带来不少难题。”义乌市鸡鸣山社区党委书记何文君坦言。

鸡鸣山社区，这里居住着7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外籍人员，因此被称为“联合国社区”。为更好服务他们，鸡鸣山社区充分利用外国人、外地人风俗相似、语言相通、情感相近的优势，筛选通外语、精贸易、有信誉的外籍客商代表、外籍医生等高知群体和资深翻译组建国际“老娘舅”队伍，参与涉外经济纠纷、中外组合家庭矛盾纠纷化解。

巴基斯坦商人阿酷，在义乌经商20年。现在，他不仅是一名成功的生意人，还是一名“洋娘舅”。阿酷说，“义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希望可以为这座城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5年前，阿酷自愿加入国际“老娘舅”调解团，开始他的矛盾调解工作。

2014年，有两名叙利亚人喝完酒后起了肢体冲突，一人被打伤后，打人者随即逃跑。几天后，这名伤人的叙利亚人被义乌稠城派出所民警找到。鉴于是外籍人员矛盾纠纷，民警也找来阿酷让其帮忙一起调解。那天晚上，阿酷花了三个小时与这两名叙利亚人交流，最后双方顺利达成和解。据当时的办案民警回忆，像阿酷这样的“洋娘舅”，帮着调解矛盾纠纷，不仅给境外人员的管理工作带来了便利，也使得调解氛围融洽了不少。

截至目前，义乌市依靠矛盾调解突击队化解涉外、涉新义乌人纠纷9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今年以来，外籍志愿者民情民访代办队累计代办民情民访事项5140件，实现矛盾纠纷化早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