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王川平
王川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出版研究文集《在历史与文化之间》、诗集《王川平诗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等。
最近，重庆和四川文旅部门签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巴蜀考古、石窟文物保护展示等11个方面联动协作，一起奏好“文物曲”，共同唱好“双城记”。
“巴蜀山水相连，地理坚实；巴蜀文化源深流长，学理扎实；巴蜀人民亲如一家，情理厚实。”6月2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以下简称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朵源远流长而又瑰丽多彩的奇葩，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两地应携手挖掘巴蜀人文资源，助力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研究巴文化一定要走出重庆”
“潼南位于巴蜀交界的地方，它就是一座‘巴蜀之桥’啊！”
“潼南受到巴、蜀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说它是一只‘巴蜀之舟’。”
4月17日，潼南一座闲置粮库内，王川平和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会长刘豫川热烈讨论着潼南的文化源流。两位文博专家分别用“舟”和“桥”评价潼南在巴蜀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建议潼南利用闲置粮库建设博物馆，展示巴蜀交流历史。
“历史上，巴、蜀两国大部分时间都友好相处，两国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国界线。”王川平说。从考古成果中，也能看到巴蜀之间的紧密联系。
如，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昭化（今属广元市）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今属九龙坡区）巴文化遗址中发现大批船棺葬，其时代为秦灭巴、蜀前后到汉初。王川平称，船棺葬最初被认为是巴文化的丧葬习俗，后来，川西平原也发现了大量船棺葬，这让学界认识到蜀文化也有同样传统。
“除了丧葬习俗外，在语言、风俗习惯、巴蜀墓葬出土器物的形制与纹饰等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巴中有蜀，蜀中有巴’的现象。”王川平说，这提醒重庆学者，研究巴文化一定要走出重庆，这样才能把巴文化的源流与发展研究透彻。
王川平表示，如今，包含巴文化在内的重庆文化，可以用“巴渝文化”来统称。巴渝文化西连巴蜀文化，东接巴楚文化，这体现出重庆的区位优势，说明重庆自古以来就是坚韧顽强、开放包容之地。
共同讲好巴蜀文物故事
6月2日，三峡博物馆“汉代雕塑艺术”展厅，暖黄色的灯光下，出土于成都的“羊子山汉墓车骑出行·宴乐杂技画像石”十分精美，雕刻的出行场景声势浩大，引人入胜。
这让不少观众感到好奇：重庆为何会收藏成都等地出土的文物呢？
这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工程开工后，专门成立了文物调查征集小组，在资阳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骨”化石。
后来，中共中央西南局为推动西南地区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发展，于1951年3月8日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三峡博物馆等博物馆前身）。
西南博物院成立后，组织实施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持成都羊子山汉墓等重要墓葬的发掘工作，同时搜集和抢救了大量流散于西南地区的珍贵文物。1951年国庆，西南博物院首个展览“西南区文物展览”开展，成渝铁路出土文物亮相展览。
“西南博物院的收藏古今并举，而且没有局限于川渝地区。”王川平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将修筑成渝铁路时使用的钢轨、泸定桥上的铁索、1952年上甘岭战役后遗留的树桩，以及一大批西南民族民俗藏品收藏入馆。这些藏品成为三峡博物馆等博物馆的藏品基础。
同样，一些成都的文博单位，也收藏了出土自重庆的文物。例如，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玉人面纹佩”、涪陵小田溪遗址出土的“战国填漆云纹铜方壶”等珍宝就被收藏在四川博物院。
“近年来，川渝文博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愈加频繁，共同讲好了巴蜀文物故事。”王川平说。
建议制定川渝文旅发展规划
川渝如何让“文物曲”更加动听呢？
王川平说，川渝同奏“文物曲”，必须规划先行，共同制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文旅发展规划，共同推动重要硬件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进展，让巴蜀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助推川渝成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具体来看，川渝地区是全国石窟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地区，是全国石窟造像艺术晚期发展的典范。但是，川渝石窟保护研究工作与北方几大石窟相比相对滞后。王川平表示，作为国家文物局选定的首批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之一，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造像已于去年启动修缮，示范项目成果可以引领川渝石窟的保护与利用。
在学术研究等方面，川渝文博单位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大足学”研究涵盖巴蜀石窟，需要更多学者参与其中，为巴蜀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出谋划策。
“自古以来，川渝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理同域、经济同体、人缘相亲，这在其他城市群是少有的。”王川平说，川渝有着美好的发展前途和充足的发展动力，期待巴蜀儿女续写巴蜀共生共荣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