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超，奉节县五马镇组织委员。
2014年永乐镇丰收村、2015年永乐镇白龙村先后被抽中迎接市级贫困村退出验收，那时我是永乐镇扶贫办主任。
2016年9月，我担任五马镇组织委员并分管扶贫工作，先后迎接市级贫困村退出、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市级成效考核、市级专项评估检查和贫困县摘帽退出国家抽查。
每次“中奖”，都会有“损友”发来“贺电”。譬如一次“贺电”内容如下：你可真算得上我县扶贫工作的一颗“扫把星”，走到哪儿，查到哪儿，大家跟着你一块“倒霉”。我如何有心情与之“同乐”，早就在奔跑的路上，多半回过去一个表情包。
2018年2月27日，全县召开脱贫摘帽决战大会，县体育馆座无虚席。三张大屏开始播放暗访视频，其中五马镇三峡村残疾户柴成林一段顺口溜：“上面政策还是好，就是下面干部在乱搞，尽把亲戚老表当个宝，真正贫困人得不到……” 深深刺痛了在座的五马镇两级干部的心，特别是我，作为分管扶贫工作及联系村领导，此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都找不到地方。
怎么办？在镇党委会上，面临严峻形势，我直言不讳，称下步工作一定要理清思路，要以问题为导向，先去“解剖麻雀”，同时务必抓牢做实“两点”。党委书记当即拍板：“就这么干！”
我在三峡村沉心静气开展三天调研，每天都与柴成林见面沟通。柴成林虽只读过三年半小学，但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因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三，当地人都称其“柴老三”或“柴三哥”。
他在42岁时双目失明，现进入古稀之年，儿子儿媳在江苏务工并在此安家。柴成林夫妇2006年把老家房屋卖给弟弟柴成忠，一家户口迁移至江苏。因语言、环境、习惯不适，在得知弟弟柴成忠一家人均外出务工后，他只身一人回来住进“自家房屋”。
2015年妻子病逝，柴成林彻底打消回江苏念头。尽管可在“摸索”中入厨上床，但毕竟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多有不便，也不令人放心。2016年4月，村干部和镇民政办将其送至永乐社会福利院，没呆“三天半”，他又“打道回府”，原因是“抽一袋叶子烟都不方便。”
他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又没得住房，村干部也“鲜有问候”，便说出上面那段顺口溜。我们根据实际，为其争取土坯房改造政策；通过联系，其子回来帮助父亲建起新房；镇党委书记还和他拉起二胡。
2018年5月24日，我和镇长又来看望柴成林，他当即念出这样一段顺口溜：“国家政策确实好，惠农项目真不少。生活水平在提高，建成小康是目标。感谢政府感谢党，百姓过上好时光……”
与此同时，我们高度重视“两抓两树”工作，推出“最美女村官”余红梅等典型人物。
落实“两点”不含糊。首先从严转变作风，我带头当“恶人”。每月参与定期督查和阶段性重点工作督查，建立长效督查机制，将督查结果纳入各村季度及年终考核，并与村干部补助直接挂钩，2018年通报批评镇村干部7人，调整支部书记2名，给予警告处分1人。
其次做实“四访”工作，牵头当“联系人”。落实“四建”促“四访”，定期组织召开“四访”工作联席会，建设示范村“四访”工作服务站，确保访出实效，访出结果，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2018年“夏秋百日会战”县内自查，抽中三峡村，反馈疑似问题户6户。6户？如果即将到来的市级专项评估检查是这种结果，我们该怎么面对江东父老？我们距离“3099”目标到底还有多远？是自己态度、能力问题？还是政策、责任落实不到位？这些问题一直在心中萦绕，寝食难安，辗转反侧。
一次，有位县领导讲话，指出扶贫工作不是高科技，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实干”。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其实两个字就可搞定。
大木村低保贫困户朱怀平因灾造成半身不遂，2016年享受D级危房改造，当房屋主体建设完工以后，因资金压力一直未装修搬迁入住。原住房虽是砖混结构，但两次鉴定为C级危房，又不能再次享受房屋改造政策，怎么办？很多办法都想过，论证后都行不通。
我突然想起朱怀平之子在部队服役，便向县武装部领导汇报，他们当即和沙坪坝区武装部联系，将其纳入定点帮扶对象，不仅出资27000元解决房屋装修问题，而且沙坪坝区武装部领导还上门为朱怀平一家送去米、油等慰问品，事情迎刃而解。
2019年6月，全县开展“两不愁三保障”交叉检查。当大会通报五马镇吊楼村、竹林村均实现零漏评、零错退、问题零反馈，贫困户满意度达到100%时，我坐在台下忍不住流下两滴眼泪。
虽然这远不是最终目标和结果，但至少是给予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份慰藉和收获。在脱贫攻坚路上，即使有人“戏谑”我是一颗“扫把星”，但我幸运而又幸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尽管没有付出鲜血代价，但每次汗水、羞愧、紧张经历足以让我得到锤炼和成长。 （文：刘圣宇 彭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