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特教发展要过哪些坎儿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烹饪。崔亚屏 摄

渭源特校学生在教师帮助下进行感统训练。 崔亚屏 摄

“小韦（化名），快看老师手上的图片，画的是什么呀？”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一间临近铁道的老旧民居里，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杨巧菊正在授课。

学生小韦今年9岁，是个患有智力障碍伴自闭症的女孩。看到杨老师进了家门，身穿天水特校校服的她高兴地蹦蹦跳跳，两条小辫儿有节奏地上下起伏。虽然不能回答杨老师的问题，但小韦已经知道把“珍藏”的花生酥塞进老师手里，表达对老师的喜欢。

从几年前发现小韦患病开始，她的父母就辞去工作，辗转于全国各大医院和康复机构，渐渐花光了积蓄。如今，一家人回乡定居，爸爸外出工作赚取家用，妈妈则全职看护女儿。小韦被纳入天水特校送教上门服务范围，有了正式的学籍，享受政府给予残疾儿童少年的各项教育拨款和资助。

在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推动教育公平走向深入上，特殊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于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特殊教育具有避免因残致贫、服务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几千万残疾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那么，贫困地区特殊教育现状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贫困地区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着哪些实际困难，又该如何解决？带着问题，记者近日在甘肃多地进行了采访。

资金坎儿——各级财政共同发力

提起教学楼走廊里那幅梵高的星空图，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张玉琴打开了话匣子。

2014年8月，得益于《“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规划（2008—2010年）》的实施，在中央和省级财政的共同支持下，渭源特校建成并投入使用，开始面向全县招收义务段培智学生，结束了人口大县没有特教学校的历史。

看着教学楼里单调的大白墙，张玉琴想到利用废旧物品进行环境创设。她和教职工们一起，把从婆家背来的玉米芯切成段、粘贴在墙上，并用颜料喷涂出星空图的色彩，为的就是“给师生们创设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

环境创设靠废品，是因为财政资金用在了刀刃上。2017年9月，县领导来校调研，得知一栋教学楼无法满足学生康复需求，随即向省里争取资金200万元，为学校新建了一栋楼，给体育康训室、感统训练室、心理咨询室、陶艺室等功能室的设置提供了空间。此外，学校生活教师每年7万元的保育费都被纳入县财政预算按时拨付。

“对待特殊教育的态度，反映着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张玉琴说，渭源特校的发展，离不开各级财政的共同支持。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甘肃已在全省14个市州、30万人口以上的县基本实现特教学校全覆盖；省级特殊教育专项补助资金数额提高到每年500万元；省教育厅会同省残联印发文件，规定各级残联每年安排8%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于特教事业发展；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提高到每生每年6000元；囊括在园残疾幼儿、义务段在校残疾学生、普通高中和全日制本专科院校中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教育资助体系日渐完善。

但是，与普通学校相比，特教学校需要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能够满足其心理、生理及行为特征特殊要求的硬件设施，其中，部分专用教学仪器及康复训练设备价格昂贵，这导致特教学校办学成本较高。正因如此，也有人说特殊教育就是“奢侈”教育。

而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2018年，甘肃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870.8亿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仅排28位，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居于全国各省份末位。由于财政资金紧张，甘肃对特殊教育的投入与东部发达地区仍有不小差距。

在获取市县级财政支持方面，也并非所有特教学校都像渭源特校这样幸运。由于甘肃贫困覆盖面大、贫困程度深，全省86个县市区中，75个是贫困县，市县两级财政对特殊教育发展的投入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特殊教育质量的提升。

“起步晚、底子薄、欠账多”，这是甘肃特殊教育的基本特征。要改变这一状况，仍需中央、省级、市县级财政共同持续发力。

普及坎儿——重点保障重残儿童

“一些贫困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分布不均，部分适龄残疾儿童尤其是重度和多重残疾儿童未能接受义务教育……”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话，道出了现阶段我国特殊教育亟待补齐的短板。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一方面，贫困地区信息闭塞，群众观念相对落后，对残疾儿童受教育重要性缺乏认识，行为上也较为被动；重度、多重残疾儿童因身体条件所限往往深居简出，相关部门很难及时、准确获取他们的信息并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特殊教育起步晚、发展滞后，特教资源特别是师资相对短缺，而贫困往往与偏远伴生，在师资有限的情况下，为居住于偏远地区的重度残疾儿童提供教育服务是很困难的。

为确保重度、多重残疾儿童也能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甘肃在全省积极推行送教上门工作。

2017年，甘肃省教育厅、省残联印发《甘肃省残疾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县级教育部门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会同残联等有关单位，设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综合比对残联统计数据和学籍、户籍等数据，建立残疾儿童少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762人，这是目前甘肃接受送教上门服务的学生总数。家住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靛坪村的12岁男孩小舟（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严重的下肢残疾，小舟不能站立、行走，即便家与村小学只隔两条巷子、步行仅需几分钟，他也无法跨入校门。

送教上门给了小舟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到星期天早晨，小舟总是坐在自家东屋炕上，透过窗玻璃向大门口张望，迎着晨光，等待送教教师杨慧君的到来。

“小舟特别爱学习！”靛坪小学教师杨慧君已有30年教龄，对爱学习的孩子由衷欣赏。但刚接到送教任务时，作为普校教师的她对能否教好小舟并没有把握。

共同授课、手把手指导、微信沟通答疑……在陇西县特教学校教师冯世范的帮助下，杨慧君打消了顾虑。如今，除了讲授语文、数学等在普校就擅长的课程外，杨慧君还把自家的平板电脑带给小舟，用上面的弹琴软件教小舟学音乐。

为什么普校教师要参与送教工作？陇西特校校长贾文祥告诉记者，学校自2015年开展送教上门试点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小舟在内的几十个重残孩子均由特校教师负责，工作的量与难度都很大，还无法兼顾全县17个乡镇所有需要送教的孩子。

为改善上述情况，今年起，结合《甘肃省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精神，陇西特校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指导和监督属地学校开展送教工作上。

在陇西特校记者看到，接受送教学生的医学诊断材料、送教教案、教材及教具等，都被收集在一个个蓝色的大文档盒中，一人一档、按所在乡镇排列。有了明晰的档案，送教教师就能开展系统、有针对性的送教活动，陇西特校进行送教指导和监督也有了抓手。

2018年12月，《甘肃省教育厅等7部门关于对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的指导意见》下发。意见明确了“特校＋普校”的送教方式，还对经费和教师权益保障作出具体规定，提出送教人员交通差旅等费用由服务对象生均公用经费支付、送教计入教师工作量、为送教教师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等措施。

送教上门工作的开展为重残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兜住了底线。据统计，截至2018年10月，甘肃已保障85%以上的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目前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长。

师资坎儿——培养培训仍需跟上

陇西特校40岁女教师郭丽娟正经历着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次转型。

10年前，她调离普校来到特校，被分配到聋生班任教。花了一段时间系统学习手语后，她与聋生的交流再无障碍，工作渐渐得心应手起来。除了担任聋生班班主任、为聋生授课外，她还发挥特长，成为校园里各类文艺活动的骨干。

而去年秋季学期开学，由于聋生数量进一步减少，学校安排郭丽娟担任培智一年级“海豚班”班主任。她的困惑来了。

聋生只是听力、语言功能受限，其思维、行动与普通人差异很小，因此只要建立起手语这个沟通渠道，聋生的教育工作相对来说不难开展。培智班学生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即便是在同一个培智班，但由于致残原因、残疾程度的不同，每名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有自成一套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就需要教师结合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做到一人一案、因生施教。

由于缺乏特教专业背景和培智班任教经验，郭丽娟觉得自己很难读懂学生的心。班里有一个患多动症的孩子很调皮，有时会欺负同学，她多次沟通教育无果后，只能一下课就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保护班里的学生，也保护这个孩子。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心里想的啥。”郭丽娟说，学校平时会让有特教专业背景或参加各级培训的教师，对其他教职员工进行二次培训，教研组成员也经常进行探讨、交流，但她觉得自己目前最缺的还是专业知识，希望能从更专业、前沿的渠道，找到打开培智孩子内心之锁的钥匙。

郭丽娟的困惑并非个案。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在兰州市盲聋哑学校、天水特校这样的老牌学校，还是陇西特校、渭源特校这样的新建校，具有特教专业背景的教师占比都较小，新建特校中，普校转岗教师占比高。而当谈及职业发展中的需求，几乎所有受访教师都表达了对更多专业知识的渴望。

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金玲告诉记者，专业教师比例低、转岗教师比例高的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新建特校比较突出，她认为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高校对专业教师的培养速度没有跟上特教学校的建设速度。

“特教专业教师缺是全国性的，但是东部地区比我们要好一些。”在全国各地参加交流培训的过程中张玉琴观察到，高校培养的特教师资人才数量有限，而东部发达地区显然对人才更具吸引力，身处贫困地区的渭源特校能够招到一两位特教专业毕业生，就足以用“幸运”来形容。

同样亟待解决的还有特教师资的培训问题。定西市教育局局长盛淑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定西一直坚持“特教特办”原则，在各类培训中优先保障特教教师受训。但目前，特教培训存在专业机构少、培训费用高等客观现实。“希望国家在特教培训费用方面给予倾斜。”她说。

特殊教育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专业化师资队伍。为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甘肃依托西北师范大学建成综合性特教师资培养与培训基地，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多期特校校长、特校和随班就读骨干教师、盲聋培智学校义务教育新课标和自闭症教育等专题培训，累计培训校长、教师3500余人次；自2011年起，甘肃成功举办五届全省特教学校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促进青年特教教师专业成长。

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特教，甘肃积极完善并落实特教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保障政策，将特教津贴标准提高到教职工基本工资的30%，并规定连续从事特教工作满10年以上的退休教师工资保留特教津贴。“甘肃的各项特殊津贴，都是在财力很难的情况下拿出来的。”王海燕说，“我们要让年轻人到这里来，要建立更加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观念坎儿——树立平等残疾人观

回忆过去与残疾学生接触的经历，有一件事让王海燕印象深刻。

她曾劝返过一个随班就读学生。孩子腿部有残疾，看到别的同学能正常运动、交流交往就会感到自卑、有压力，班里个别同学有时还会嘲笑他，因此他很难在校园建立友谊。每次家长把这个孩子送到校门口，他都不愿意进去。虽然已经被劝返多次，但他的到校情况仍然时好时坏。

“随班就读学生能否顺利融入校园，影响的是两个群体。”王海燕说，一方面，残疾学生本身的心理健康和受教育状况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普通孩子看待残疾人的方式、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也会受到影响。

“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残疾人保障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在很多细节上没有体现出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和对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帮助。”王海燕坦言。在她看来，特殊教育要办得好，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如果整个社会没有树立起平等的残疾人观，仅靠学校教育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学校教育孩子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人，结果放一个假，教育的效果又回去了，教师总要面对这种反复的情况。”她说。

事实上，对残疾群体的“异视”不仅影响着个体发展，也影响着整个特殊教育的生态。

天水特校副校长王志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谈对象，对方知道自己是特教教师，都会有些看不起；刚从普通幼儿园调任渭源特校校长时，张玉琴一度被人戏称为“残校长”；渭源特校教师温珠珠在西北师范大学特教专业读书时，和同学上街做世界自闭症日宣传活动，被市民问“特教学校学生特殊，是不是老师也特殊”……像这样被用有色眼镜看待的经历，在特教教师职业生涯中难免会遇到，不可否认它对特教教师岗位的吸引力有着负面影响。

但一些改变也在悄然发生。

和王志那个年代相比，现在的特教教师已经不难找对象了，包括温珠珠在内，渭源特校的三位新入职教师都在去年组建了家庭；过去在陇西，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特教学校，如今贾文祥带着孩子们去县里的人民影剧院庆六一，自编自演的舞蹈、小品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聋生赵文静从天水特校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又回到天水特校做聋班教师，她觉得自己现在“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愿意和更多人去交流”，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办画展……

不容易，但充满希望。在树立平等残疾人观的道路上，特殊教育正和整个社会一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