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古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村落在我国有着悠久长远的发展历史。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把握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华文化的源与流，夯实文化之基，更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滋养和智慧支持。
文明的起源与村落的产生
作为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清楚的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的产生并非伴随人类的起源就出现的，而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人类进化史表明，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进化而来的，属于群居型动物。这一进化过程，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是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单个个体的生存难度，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发展的族群观念，因而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只是由于人类起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为了获取食物，需要频繁迁徙，所以并未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规模化的居住点，居住方式主要是洞居、穴居和巢居。二是由于生存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氏族组织应运而生。于是，地域空间上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随之产生。
距今一万年前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稳定并扩大了定居生活，才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早期社会从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上的村落向群团化发展，并形成以城郭为中心的地缘一体化趋势。由此，国家应运而生，中华大地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从血缘到地缘，进而再到文明的重组与整合。
国家的出现与村落行政化
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人丁强弱和经济收入的多寡，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因此，村落作为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就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和“乡遂制”，秦汉的“郡县制”“乡亭里制”都已充分表明这一点。秦汉时期国家对于村落的管控有所加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形图》《驻军图》中分别自名“某某里”的有43处和41处，均分散在山川地区，既说明村落广泛存在，也表明其受到国家的行政管辖。
伴随国家对村落的实际认同，“村”的概念在东汉随之出现。东汉《周易参同契》谓：“得长生，居仙村”。到东晋南朝时期，文献中有关“村”的表述多了起来，大有取代其他称谓的趋势。《水经注》中名“村”的聚落有19处，从一个侧面表明“村”作为一种名称和地域概念在被广泛接受。至唐代，国家更是构建了“村坊分治”的行政管控体系。《大唐令》云：“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村正的设置，表明国家的制度性介入。因之，“村”也基本成为村落的专指名词。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村名达56个，亦可见一斑。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皇权不下县”，但从汉唐国家与村落的关系来看，国家权力显然下渗到了县以下的地方社会。只是这种渗透并非以设置“国家机构”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基层代理人来体现，如里长、村正，或父老、耆老等。可见，国家视野下，村落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起到了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历史作用。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转型
作为“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中国村落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属于血缘型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大致形成于宋代以降，突出表现于四个方面：首先是村落的宗族化发展。不仅村民姓氏体现为一至两个明显的主姓，而且形成了以族规、家训和家法等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民国《歙县志》载：“邑俗旧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其次是互助体系的形成。村民在盖房、借款、节庆礼仪和耕作、水利疏浚等方面，存在互帮、互贺、互助的道义成分与关系。王祯《农书》云：“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再次是信仰的一致性。明清时期，村落中超越宗族范围的庙宇修葺和共同祭祀活动成为常态，体现出明显的村域整合意义。最后是村落治理的乡约化。乡约是村落自治及保障村民共同生活的一个重要制度。自北宋第一部乡约文本——《吕氏乡约》出现以后，到明清，全国各地皆立乡约。这些乡约对村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行为，以及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等社会性活动作了规范性要求。正因如此，使村落形成互助友爱的道德规范，进而构建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共同价值观。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也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产生。除田赋徭役、战争动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是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近代以来的村落共同体逐步转型发展。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及其实践大致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迁，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瓦解，传统村落共同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在探索一条现代转型之路。
（作者：胡彬彬，系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昶，系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