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宿正在成为乡土文化的传声者

惠州博罗县的上良民宿，外观被装点得清新可人。傅文红 摄

惠州博罗县的上良民宿，公共空间可供游客品茶聊天。

惠州博罗县的上良民宿，一楼为居民所用，二楼改建成民宿，让住客像村民一样过着质朴的田园生活。傅文红 摄

在刚刚结束的元旦假期，乡村旅游占据“半壁江山”。根据广州市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市乡村游市民游客接待量为224.78万人次，超出总接待量的50%。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基础配套，日渐受到市场关注和认可。日前，广州市出台《广州市关于促进和规范乡村民宿发展的意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事实上，除了广州，广东其他市县的乡村民宿发展也在步入快车道，那些装修简约、整洁干净的民宿，已经不仅仅承载住宿的功能，而是朝着融合的发展方向，作为在地文化的新载体，将传出更多关于当地人文历史的声音。

一线走访

依托在地文化

释放“民宿＋”新能量

元旦假期，尽管天气寒凉，广州乡村游的热度不减。据统计，广州市乡村游市民游客接待量为224.78万人次，超出总接待量的50%。番禺、增城、花都、从化为市民游客热衷的乡村游区域。乡村民宿已经不仅仅作为乡村旅游的配套，而是在“民宿＋”融合发展的导向下，逐步成为了寄托乡愁的地方。

从化区的“田缘花舍”乡村民宿，种植了500亩绿色“五无”蔬菜，采取会员制的形式，向1000多名会员及时配送到家，农业＋旅游的融合发展在这里找到了雏形。前不久，第四届全国民宿大会在广州从化召开，业界一致认为，这既是对广州民宿业的肯定，更为广州民宿创造了浓厚、优良的发展氛围。

距离广州约1.5小时车程的惠州博罗县，上良村逐渐成为了“网红村”，这里田园风光开阔，站在观景栈道上远望，山水相依，满眼葱绿。冬夜里，村里的仙鹿湖被灯光装置点缀着，显得分外温暖。目前已有13栋民宿90多间房正式对外营业。上良村采用村企合作的模式，村民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上良村村民赖伯将自家的二楼租给投资公司，一楼自用，一年除了能获得2.8万元的保底租金，还有2万元的庭院修建费和4万元的装修费，除此之外，他为住客供应早餐，带客人采摘年桔，售卖土特产，一年的收入比他之前在镇上开早餐店挣得还多。

除了赖伯的早餐店，村里的游客服务中心还是村庄的图书馆，藏书过百，简约的落地书架也成为了游客拍照的绝佳背景。

位于惠东高潭镇马克思街上，当地居民罗秀云开办的民宿旅游旺季时入住率高达90%以上，按照统一规划，她的民宿设计注入了各类红色元素。除此之外，她还为客人推出红色旅游路线产品，客人可以穿上红军装，重走红军路，喝红军茶，深度体验红色历史和文化。

一路向东，汕尾的陆河县螺洞村，以梅闻名。每年年初，这里银装素裹，漫山遍野的青梅花装点成了“香雪海”的盛景。2018年梅花节期间，螺洞村接待游客近20万人，最高峰日达2.5万人次。临近大寒时节，这里的寂静将被热闹取代，慕名而来的游客访梅林，赏梅花，品梅酒，体验和梅相关的文化韵味。2017年6月陆河县被列入全国12个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县，螺洞村是陆河县15个试点村之一。螺洞村村民把握机遇，成立由全体村民参股的旅游股份公司，全村筹集了600多万元，其中外出乡贤出资300多万作为旅游开发的启动资金。村党支部动员村民以土地、青梅树或现金入股。此后逐步建设了梅花缘拱桥、梅园栈道、梅花飘台、世外梅园停苑、人文客栈、乡村图书馆等一批旅游配套设施。乡村图书馆紧靠在人文客栈旁，为游客体验当地文化提供平台。

政策解读

为扶持乡村民宿注入政策活水

随着乡村民宿所承载的功能日趋广泛，市场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政府予以的政策扶持力度随之增大。今年7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广东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下称《方案》），部署广东全域旅游发展新路。《方案》提出要指导成立广东省民宿协会，制定广东省民宿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组织开展民宿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引导民宿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建成一批“金宿”和“银宿”。《方案》还提出，乡村有不少建筑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荒废状态，有学校，有工厂，有民居，它们已经是国有或者城镇建设用地，利用它们发展旅游服务设施，不需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资源的再利用，在这些老房子里面消费，对于游客也是更加特别的体验，政府应当积极支持，提供便利。

今年8月31日，广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穗办〔2018〕17号），把“鼓励和支持乡村民宿业发展，研究出台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进行了部署。

日前，广州市出台《意见》，针对乡村民宿给予政策扶持，包括优化资源配置、统筹资金支持、简化审批流程3项内容，具体针对民宿用房供应、旧房改造、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配套、财政资金支持、金融贷款、审批流程等方面，提出8条扶持政策。

比如在基础配套设施上，提出在乡村民宿发展相对集中的区域，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统筹规划停车场和旅游厕所等设施；对于在原有条件下确实无法解决停车问题的单体精品民宿，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破坏耕作层、不固化地面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土地合理配置生态停车位。

在财政支持上，扶持重点乡村民宿周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鼓励乡村民宿开展环保设施建设和消防安全基础设施升级，鼓励支持乡村民宿协会健康发展等。

在简化审批流程上，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从促进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的高度，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遵循谨慎性容错和整改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引导规范经营。各有关区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制定简便、有效的实施细则和审批流程，优化服务环境。各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民宿的日常管理等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打造特色上，支持“粤菜师傅工程”与乡村民宿互动融合发展，形成广州乡村民宿餐饮服务特色；对品牌精品民宿给予奖励补助，鼓励民宿经营者开展特色改造。业界人士分析称，所谓的“特色”，则是基于对在地文化的进一步深挖。

痛点解析

乡土文化的挖掘与利用

仍较为浅层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尽管乡村民宿的硬件设施趋于完善，但在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诠释上，无论是民宿的运用者还是投资人，均停留在较为浅层次的认知上，开发较为初级。

上良村所在的惠州博罗县，拥有罗浮山这座岭南名山。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药大家、化学先驱葛洪，在此得道。故而罗浮山成为葛洪遗产保留最多、享誉全国的胜地。尽管近年来罗浮山加大葛洪文化的宣传力度，改建了葛洪博物馆、洞天药市，供海内外游客参观，还召开了“国际养生大会”和“中医科学大会”等，但在最直接与游客接触的乡村民宿中，却难寻道教或中医药文化的踪影。

位于惠东县的高潭镇，有着“东江红都”的美誉。记者走访马克思街、恩格斯街发现，高潭镇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商业开发利用上，仍然较为初级。如何将红色资源和旅游商业开发有机结合？中共“一大”会址的保护和利用是值得借鉴的例子。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卢湾区，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石库门居住建筑，早在1961年就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単位。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大”保护性整治工程中，将黄陂南路以东的沿街建筑一并纳入规划改造项目，借助“一大”会址的知名度，促进新天地片区的功能更新，以及整个太平桥地区的品牌打造，最终该地区实现了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