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生产要素实现了充分涌流，我们经历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过程。神州大地崛起的座座城市构成了中国发展奇迹的一部分。然而正所谓“快而难控，失控则乱也”，城市的快速繁荣使得人们疏忽了潜在的隐患，随着时间推移，“七分建设”压倒“三分管理”的问题开始不断显现。由于管理意识的松懈、管理理念的陈旧、管理水平的落后等，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患上了诸多“城市病”，而这些“城市病”，如若不通过科学的管理加以治理解决，就会像癌细胞一样从一个点扩散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引发一系列民生问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当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短板”，集中表现为管理理念落后、决策定位狭隘、理论政策制约、法治水平较低、问责机制不畅等，从而导致一系列具体问题出现：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的理念勾勒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的愿景；同时，五大理念，实际上指明了未来城市建设的方向，城市发展将更加注重“内涵”的营造和提升，只注重“外表”的肤浅模式将会被淘汰。而共享，只有在供需平衡下才能够实现，各得其所、各尽其用，曰为共享。
城市管理是通过各种手段、措施的综合运用，规范城市秩序，净化城市环境，发挥城市功能，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为城市居民创造整洁、环保、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城市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等私营部门的管理，它是对公共领域的管理，是对公共利益的协调，具有完全的公共性、公益性，其每一项工作都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管理归根到底就是一项惠及人民、服务百姓、受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首先，城市管理水平是决定一座城市承载容量的重要方面。补城市管理“短板”的核心，就是要对一系列城市软件硬件进行双重提升，来补上管理容量的“短板”。通常我们常把城市容量理解为一个面向城市人口生存发展状态的环境容量、水、地资源容量、交通建筑容量以及经济产业容量等，管理容量则是很少被提及。目前有很多的“城市病”，实际上是对城市容量的低水平管理所造成的，这使城市秩序受到影响，矛盾冲突增多，生活品质下降。而管理容量，应重点把握对现有资源容量的“盘活”问题，关注的重点是利用效率。因此提升管理容量水平的一个关键，就在于“盘活”容量，避免已有资源的无端浪费。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突出“规划先行”，在整个城市管理环节中的地位，用规划“盘活”现有容量，用规划防止新建产能的过剩，从而缓解供需矛盾，助推供给侧改革，实现城市建设发展的精细化管理。
其次，城市管理能力是体现一座城市善治能力的重要体现。城市管理理念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主体开始多元化，并逐渐呈原子式的个体分布，随之而来的是公众、社会主人意识、参与意识的上升，政府主导一切的局面发生转变；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大量事务处于随时变化和更新当中，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挑战——社会运转模式正在进行深刻的变化，倒逼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管理”的概念正在为“治理”的理念所替代。城市中国的到来，城市成为这种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承载和落实平台，与其说是城市管理，不如说是城市治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让三大主体真切地为自己家园的发展贡献力量，方是和谐、共享之真谛。
再者，城市管理执法是落实一座城市依法治市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而全力推进“依法治市”，即是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城市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各要素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自然最集中地体现着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通过提高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法制化程度、提升法治化水平，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用。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为理顺城市管理执法体制、解决城市管理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短板、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市”进入新的阶段。
最后，城市管理境界是体现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七分建设三分管理到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既是与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客观需求的吻合，也是对城镇化实现内涵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当前的城镇化，从文明视角看尚处于初级阶段，仅仅是完成了人的市民身份转变，但是人们的素质真正能达到市民应有的水准还需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实施，将为城市运行中的各类主体逐渐确立和明确各种规章、标准、制度，这种规矩的建立使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人们，经历逐渐从被动接受约束被管理到主动自觉地维护优美环境与秩序的成长，当通过城市管理而内化为每个城镇居民的行为准则，那么城市管理将实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也将是对城镇化文明的最大贡献。因此，加强城市管理是“后50%”阶段中国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质量提升与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径，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