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7日《重庆日报》刊登“荷花”米花糖获奖的报道。（资料图片）
荷花米花糖集团现在的生产车间。记者 周雨 摄
今年年初，我市发布《重庆名片地图》，江津米花糖名列榜单。
在江津米花糖中，最有名的两朵花就是“玫瑰”与“荷花”：前者诞生于清朝末年，在计划经济时代“一枝独放”；后者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启了江津米花糖“百花争艳”的新时代。
近日，已经年满70岁的“荷花”牌米花糖创始人吴永富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初尝市场经济的滋味
吴永富是江津区德感街道中渡村的农民，高小毕业后种过田，筛过河砂，拉过板车，做过石匠。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远在西部农村的吴永富也嗅到了机会。
1979年，吴永富动员村支书、村主任、村妇女主任、村会计等4人，每人出资300元办了一间简陋的作坊式塑料包装厂。吴永富负责跑业务，足迹几乎遍及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省的各个县。
然而，就在塑料包装厂越办越红火之际，1983年，有人告到德感公社，认为私人办厂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结果，公社一纸通知，工厂被大队收归接管，5名投资人出局。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吴永富说，办厂三年多，让他这个农民得到了市场经济的锻炼，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
5家人每家出1000元办厂
1984年6月，吴永富邀约自己的妹妹、舅舅、姨叔、姨伯等人，5家人每家出1000元，合计5000元，创办江津县中渡食品厂。这是江津第一家乡镇企业性质的米花糖厂。
荷花米花糖集团新建的现代化厂房。（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周雨摄）
“荷花”米花糖创始人吴永富。
“当时的米花糖太俏了。”吴永富说，那时江津糖果厂生产的“玫瑰”牌米花糖远近驰名，时常供不应求，过年过节时需要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米花糖。糖果厂前身是创办于1910年的“太和斋”，上世纪50年代初实施“公私合营”后，成为江津仅有的一家生产米花糖的国营企业。
吴永富抓住了米花糖市场供不应求的机遇。
“我们是靠几个土灶、几口锑锅起家的。”吴永富说，企业开办之初，没有厂房，他们就租下隔壁双龙乡柑园村柑橘包装厂的200平方米土墙房子，打了几个土灶，买了几口锑锅，将自家门板拆下来当作案台。最初工人只有9个，就是5个出资人及其家人。
为了制作出地道的米花糖，吴永富三顾茅庐请来“太和斋”米花糖创始人陈丽泉的关门弟子黄绍荣老师传授技艺，注册了“荷花”商标，寓意自己办厂是学“小荷”露出尖尖角。
让吴永富意外的是，公司投产当年就实现了数十万元销售额，第二年实现了100多万元销售额。
县委书记来厂里现场办公
“荷花”米花糖一炮打响，麻烦也紧随而至——由于当时不少村民思想还没有转变，不断有人到镇政府上访，以“黑工厂”“走资本主义道路”“村干部在里面占了干股”等理由，要求取缔工厂。
但中渡食品厂有乡镇企业营业执照，不可能再凭一纸通知就取缔了。
信访的路子走不通，部分村民就采取从外面锁门、往灶里泼水、上房堵烟囱等各种方法阻止生产。“我好几次都有了放弃的念头。”吴永富说。
1985年，柑园村村民在工厂连续闹事一个月。此时，时任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正在县里召开发展乡镇企业三干会，他听到消息后，立即带着公检法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中渡食品厂现场办公。
“老吴，你干的这个事是对的，搞政策开放、发展乡镇企业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你要大胆地干，有啥子事，县委、县政府给你撑腰！”辜文兴如此鼓励他。带头闹事的村民最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这件事也为江津的乡镇企业扫清了思想顾虑和政策、体制障碍。
之后，中渡食品厂又在周边租下了四五座农房，不断扩大规模。
1988年，在时任江津县教委主任王忠德的协调支持下，吴永富买下原中渡小学废弃校舍，建起了2000平方米厂房，公司更名为“江津县米花糖厂”。
这一年，吴永富作为全市110万乡镇企业大军代表，当选为市劳模。当年5月2日的《重庆日报》刊登的《围绕改革事 劳模话衷肠》一文，记录了他的发言：“乡镇企业底子薄，基础差，必须依靠各部门整体推动，促进发展……”这也是他第一次亮相《重庆日报》。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荷花’米花糖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吴永富感慨地说。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荷花”米花糖很快迎来了市场的考验：到上世纪80年代末，江津一共冒出130余家米花糖企业，供不应求的米花糖市场迅速变成供过于求。
“当时我们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形势非常严峻。”吴永富说，标兵是“玫瑰”米花糖，它是老牌国有企业，要牌子有牌子，要技术有技术，要资金有资金，要销路有销路，“荷花”根本不能与它比。追兵是上百家新发展起来的米花糖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有的企业甚至以低至“玫瑰”“荷花”五分之一的价格进行销售，市场一片混战。
在这场混战中，吴永富实施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系列改革举措，拼出一条生存之路。
在品牌建设上，“荷花”坚持从全国各地采购优质原材料：糯米从江苏采购，核桃从云南采购，芝麻从湖北采购，花生从山东和本地采购，确保最好品质。为顺应消费者需求，企业率先推出采用铝复材质、制作精美的礼品盒包装，其最早设计的两款包装袋一直沿用至今。
1990年6月7日的《重庆日报》在一版刊登了“荷花”米花糖的获奖消息：1988年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铜奖；1989年获国家农业部优质产品奖。
在技术创新上，该公司引进了成套膨化机、枕式包装机等系列设备，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
1992年，该公司率先用棕榈油代替猪油作为油酥用油，将产品保质期由过去的3个月延长至10个月。这是江津米花糖继1924年用油酥代替砂炒之后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在市场拓展上，该企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之路，避开竞争激烈的江津市场，先逐步打开重庆主城、成都、北京、深圳等外地市场，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巧克力米花糖、蛋苕酥等新产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米花糖企业因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差而被淘汰，“荷花”米花糖却越做越大，工厂面积由1988年的1．92亩逐步扩大15．92亩。
1998年，“荷花”米花糖完成改制，恢复了民营企业身份，公司改名为重庆市荷花米花糖集团有限公司。
几年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荷花”米花糖，再次杀回江津本地市场，与“玫瑰”米花糖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
截至目前，江津共有10余家米花糖生产企业，牢牢占据前两位的仍是“玫瑰”牌、“荷花”牌米花糖。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两家米花糖生产企业。
建起现代化新厂房
今年10月25日，江津区举行2018年工业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荷花”米花糖位于德感工业园的现代化新工厂便是其中的竣工项目之一。
“新工厂占地面积70亩，是老工厂的3倍多。”荷花米花糖集团总裁吴萍说，他们计划明年3月生产淡季时，完成迁厂工作。
为什么要把新厂建得这么大？吴萍的答复是“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
她说，随着市场上商品的日益丰富，江津本地的米花糖市场呈逐渐缩小趋势，但全国的米花糖市场却呈快速增长趋势。近年电商的快速发展，为企业占领全国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因此，新工厂除了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还配套了电商交易、物流配送等功能。
吴萍是吴永富的女儿，现在她已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书写“荷花”新的历史篇章。
人物专访＞＞＞
“荷花”不与“玫瑰”争香
—— 对话“荷花”牌米花糖创始人吴永富
重庆日报：现在很多人谈到江津米花糖，都将“玫瑰”“荷花”并列在一起。两家企业到底哪个规模更大，“荷花”有没有打算去全面超越“玫瑰”？
吴永富：无论任何时候，我都是这么说的，“玫瑰”是我们的老大哥。“玫瑰”牌米花糖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对手，而是江津米花糖的历史传承者。重庆哪个地方有米花糖？只有江津有。为什么只有江津有？因为江津有“玫瑰”米花糖，这家企业延续了100多年，将老祖宗的东西传到现在，没有“玫瑰”米花糖，哪有江津米花糖这个产业，更不会有我们“荷花”米花糖。可以说，“玫瑰”是江津米花糖的底蕴所在，是江津米花糖永远的旗帜。
重庆日报：与你们同时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很多早就不在了。“荷花”为什么能活下来，还越做越大，关键原因是什么？
吴永富：首先靠地方政府支持。江津有“玫瑰”米花糖，有“几江”白酒，有“迈进”酱油，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重庆总共17个，江津就占了3个。
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存活百年？这与政府服务是分不开的，江津一直有重视工业、服务企业的传统。对“荷花”米花糖来说，无论是创业之初，还是企业改制，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其次是靠学习。我虽然只有高小文化，但几十年来，我一有机会就去学习，1988年，我就到香港学习了股份制企业运作知识，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股份制企业的概念。这次学习对我们后来的成功改制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乡镇企业就是在改制过程中没有理清股权，最后被拖累死了。
几十年来，我们企业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来，送职工出去学习。而且直到现在，我每天都看《重庆日报》。
三是靠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我们为什么能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一个名叫熊俊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1992年来的下派干部，是当时从市油脂公司下派来的，学的是食品专业，来我们厂担任科技副厂长。考虑他家住重庆，我只让他做两件事：一是开拓重庆主城市场；二是搞包装设计。
结果，熊俊只用3天时间，就将“荷花”米花糖铺满重庆的大街小巷。由他设计的两款包装袋，至今还在使用，成为我们的标志性包装。
他的下派时间只有一年，我千方百计地挽留，给他配了一台长安车、一个BB机，他又帮了“荷花”两年。
“当时的米花糖太俏了。”吴永富说，那时江津糖果厂生产的“玫瑰”牌米花糖远近驰名，时常供不应求，过年过节时需要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米花糖。糖果厂前身是创办于1910年的“太和斋”，上世纪50年代初实施“公私合营”后，成为江津仅有的一家生产米花糖的国营企业。
吴永富抓住了米花糖市场供不应求的机遇。
“我们是靠几个土灶、几口锑锅起家的。”吴永富说，企业开办之初，没有厂房，他们就租下隔壁双龙乡柑园村柑橘包装厂的200平方米土墙房子，打了几个土灶，买了几口锑锅，将自家门板拆下来当作案台。最初工人只有9个，就是5个出资人及其家人。
为了制作出地道的米花糖，吴永富三顾茅庐请来“太和斋”米花糖创始人陈丽泉的关门弟子黄绍荣老师传授技艺，注册了“荷花”商标，寓意自己办厂是学“小荷”露出尖尖角。
让吴永富意外的是，公司投产当年就实现了数十万元销售额，第二年实现了100多万元销售额。
县委书记来厂里现场办公
“荷花”米花糖一炮打响，麻烦也紧随而至——由于当时不少村民思想还没有转变，不断有人到镇政府上访，以“黑工厂”“走资本主义道路”“村干部在里面占了干股”等理由，要求取缔工厂。
但中渡食品厂有乡镇企业营业执照，不可能再凭一纸通知就取缔了。
信访的路子走不通，部分村民就采取从外面锁门、往灶里泼水、上房堵烟囱等各种方法阻止生产。“我好几次都有了放弃的念头。”吴永富说。
1985年，柑园村村民在工厂连续闹事一个月。此时，时任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正在县里召开发展乡镇企业三干会，他听到消息后，立即带着公检法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中渡食品厂现场办公。
“老吴，你干的这个事是对的，搞政策开放、发展乡镇企业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你要大胆地干，有啥子事，县委、县政府给你撑腰！”辜文兴如此鼓励他。带头闹事的村民最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这件事也为江津的乡镇企业扫清了思想顾虑和政策、体制障碍。
之后，中渡食品厂又在周边租下了四五座农房，不断扩大规模。
1988年，在时任江津县教委主任王忠德的协调支持下，吴永富买下原中渡小学废弃校舍，建起了2000平方米厂房，公司更名为“江津县米花糖厂”。
这一年，吴永富作为全市110万乡镇企业大军代表，当选为市劳模。当年5月2日的《重庆日报》刊登的《围绕改革事 劳模话衷肠》一文，记录了他的发言：“乡镇企业底子薄，基础差，必须依靠各部门整体推动，促进发展……”这也是他第一次亮相《重庆日报》。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荷花’米花糖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吴永富感慨地说。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荷花”米花糖很快迎来了市场的考验：到上世纪80年代末，江津一共冒出130余家米花糖企业，供不应求的米花糖市场迅速变成供过于求。
“当时我们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形势非常严峻。”吴永富说，标兵是“玫瑰”米花糖，它是老牌国有企业，要牌子有牌子，要技术有技术，要资金有资金，要销路有销路，“荷花”根本不能与它比。追兵是上百家新发展起来的米花糖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有的企业甚至以低至“玫瑰”“荷花”五分之一的价格进行销售，市场一片混战。
在这场混战中，吴永富实施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系列改革举措，拼出一条生存之路。
在品牌建设上，“荷花”坚持从全国各地采购优质原材料：糯米从江苏采购，核桃从云南采购，芝麻从湖北采购，花生从山东和本地采购，确保最好品质。为顺应消费者需求，企业率先推出采用铝复材质、制作精美的礼品盒包装，其最早设计的两款包装袋一直沿用至今。
1990年6月7日的《重庆日报》在一版刊登了“荷花”米花糖的获奖消息：1988年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铜奖；1989年获国家农业部优质产品奖。
在技术创新上，该公司引进了成套膨化机、枕式包装机等系列设备，实现了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
1992年，该公司率先用棕榈油代替猪油作为油酥用油，将产品保质期由过去的3个月延长至10个月。这是江津米花糖继1924年用油酥代替砂炒之后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在市场拓展上，该企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之路，避开竞争激烈的江津市场，先逐步打开重庆主城、成都、北京、深圳等外地市场，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巧克力米花糖、蛋苕酥等新产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米花糖企业因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差而被淘汰，“荷花”米花糖却越做越大，工厂面积由1988年的1．92亩逐步扩大15．92亩。
1998年，“荷花”米花糖完成改制，恢复了民营企业身份，公司改名为重庆市荷花米花糖集团有限公司。
几年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荷花”米花糖，再次杀回江津本地市场，与“玫瑰”米花糖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
截至目前，江津共有10余家米花糖生产企业，牢牢占据前两位的仍是“玫瑰”牌、“荷花”牌米花糖。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两家米花糖生产企业。
建起现代化新厂房
今年10月25日，江津区举行2018年工业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荷花”米花糖位于德感工业园的现代化新工厂便是其中的竣工项目之一。
“新工厂占地面积70亩，是老工厂的3倍多。”荷花米花糖集团总裁吴萍说，他们计划明年3月生产淡季时，完成迁厂工作。
为什么要把新厂建得这么大？吴萍的答复是“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