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归国的环境设计学博士谷光灿女士（网名小苇），在老家同兴古镇发起美岸湿地保护志愿者公益活动，为美化古镇而不断折腾，惊动并感动了镇上83岁的袁午南老先生。袁午南出生于江津朱沱古镇，曾当过志愿军卫生员，1959年退伍到同兴古镇定居至今。为了帮助小苇他们了解古镇的过去，他提笔画了同兴老街旧貌图，并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图文并茂的《画说旧事情》，把一生两大古镇和重庆旧时民间风俗，再现给当代和后人。
老家朱沱
袁午南家里那幢小楼位于同兴镇口公路边，楼下租给一家理发店，楼顶是他打理多年的一个漂亮的盆景园，一块“袁氏堂上历代先亲考妣位”匾下，挂着父母当年风华正茂的民国合影及其“功德榜”。他天天在园中喝茶、画画、写东西；最远的角落里，还有一排养鸡笼。老爷子笑眯眯的，抗美援朝左耳廓被一块炮弹片削过，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有时候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父母像旁，挂着一幅他手绘的青绿山水调子水彩画《朱沱上坝袁氏故里》，那就是重庆江津朱沱镇，他在那里出生、长大。他说：“跟朱沱比起来，同兴小得不可再小了；朱沱，大得很，大得很。朱沱挨到松溉古镇，现在属于永川，以前的永川县城就在松溉，它也大。我家八姊妹，家里听说是20石谷子的小地主，土改的时候，退了地，全家就平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没有受过任何苦，政策还是很可以。”
父母文化高
父母两人，无论相貌还是名字，都很般配。“爸爸名字头那个‘伊’，我们从小就晓得是‘秋水伊人’的‘伊’，名字很好听？不是不是，它毫无意义，他的兄弟都是‘士’字辈，‘伊’也没得意思：他全部的兄弟，要么是‘休’，要么是‘伊’，还有啥子‘仁’，只要带个人旁的，就可以；妈妈叫胡婉君，是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她是北京人，毕业后就到北京图书馆。妈妈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写诗，北京口音，她一直都没有改。她的文化好得很，一般的教师都赶不到她。”
爸爸和妈妈是在北京读书认识的。“父亲读的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学。妈妈的爸爸是民国财政部的一个专员，那个时候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爸爸妈妈在北京结的婚，生了老大老二，日本人就打起来了，抗战形势不好了，我爷爷就喊我爸爸回来，他们就回来了。爸爸回来的职业是在江津县城当律师，算是自由职业，还帮他的一个亲侄儿做生意，1954年去世，活了54岁；妈妈回来的职业就是生儿育女，她生了八个娃儿，我都是老五了，现在走了三个了。妈妈生于1906年，土改都还在，1951年去世，只活了45岁。”
父母文化水平都高，书香门弟。“有一句话不知你听过没有？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你看我的几个姐姐都读过大学，就是磁器口那个四川教育学院，西师的前身，就是我没读过。我给祖上和父母列的这个牌位和功德榜，家里的人都认可，他们到时候都要来给爸爸、妈妈烧个香，就像又见到了他们。”
给《小朋友》投稿
袁午南15岁那年正在小龙坎树人中学（即今八中）读初二，还没有毕业，学校里就来了二野一些当兵的。“他们来招人，我就考取了12军文化干部学校，当时叫军大。没有多久就到朝鲜抗美援朝，当卫生员。我们部队在朝鲜川道里，师长就是李德生。就是在那里，我左耳朵遭弹片打缺一块。当了七年兵，转业回到重庆地方上当司药，就在重大门口，沙坪坝区结核病防治所，当时是专科医院，后来和防疫站合并，就是现在的疾病控制中心，现在在西南医院门口，就是我的单位，还可以，是公务员待遇，我1995年退休，都退休23年了。”
退休以后他给一本《老同志生活》和二野军大校友刊物《革命熔炉》写一些小文章。“这个杂志好像没有办了，人都老了，都走了，读者投稿有限，我也没写了，但在50年代，我就多了。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我就给上海的《小朋友》杂志写稿，七八岁和十几岁的小朋友看。这个杂志现在不晓得还在办没办？稿件图文并茂，我会写，也会画。”
老爷子轻描淡写提到的《小朋友》，是192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创办的老牌儿童杂志，首任主编是写过一代名曲《毛毛雨》《桃花江》的大作曲家黎锦晖先生。《小朋友》至今还在出，刊名由宋庆龄1952年题名。袁午南给它投稿的1950年代，给《小朋友》撰稿的大朋友们，有冰心、陈伯吹这样的写手写文字，张乐平、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戴敦邦这样的画手画插图。
“我就是写顺口溜，我都还记得一些，我背你听：‘小麻雀，墙上坐，叽叽喳喳骂哪个？骂弟弟，太龌龊。大花脸，泥巴脚。两条鼻涕往下拖。快洗干净去上学’。1954年，我已经回国，还在部队当卫生员，在江西上饶，就是电影《上饶集中营》演的那个地方。这样一首诗，配一幅画，稿费10块钱，在当时不得了，一个月的伙食费都绰绰有余。我们当兵每个月津贴才6块钱，维持了好多年，到80年代，好像还是6块钱。我一两个月发一篇，也是一个乐趣。对我来说，简单得很，从小我就会画。我发表了20篇，可惜都丢了。”
骑自行车上班
“顺口溜”作家袁午南1959年跟爱人结婚，“倒赘”到同兴镇。“我爱人调到镇上的童家溪医院当助产士，我就跟来了。我们就住在镇上最大的黄家院子，是原来地主的房子，属于房管所管，医院分了几间给职工住，我们就住到一间。我每天骑自行车到沙坪坝上班，骑到重大老大门边我们单位，骑了38年。单面一个钟头零十分钟，很快就到了，骑了五辆车，凤凰、永久之类的，那阵只有这几个车厂。145块钱一辆，现在看来，便宜得很。早上七点钟就要走，下午五点钟开始骑回家，风雨无阻。现在我身体这么好，跟我骑了多年自行车有关系。”
当时这一线还是有公共汽车，为什么不坐车呢？“是开了一趟北碚三公司的公共汽车，跑远郊，班次少，钱就多了：单面四角，都可以吃四碗小面了。当时的公路比现在窄一半，还是土路，但比较平，就是石井坡那个有点坡。退休以后我就没有骑了。”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