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建立起对新生代
农民工友好的制度模式
“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了对城市和工厂、农村和土地的“二元模式”。他们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始终处在城乡的摇摆之间，正经历着“农村回不去，城市难融入”的两难尴尬境地。目前，“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显著地位和角色，决定了他们正在向产业工人阶级转变，这种转变仅仅依靠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显然很难达成，如何善待这些新生代的劳动力，不仅是对企业经营者智慧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妥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一大考验。这就迫切需要城市管理者必须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贴心安排，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应有的社会公共福利待遇，成为真正融入城市的新市民。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存在着“不安分”要求，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家”难回，一头是农村的家已经回不去，一头是城市的家却迟迟建不起来，让他们始终缺乏应有的归属感。而城市每一项事业和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与热情奉献，他们对城市、对政府更多的诉求，一方面是对他们父辈当年所忍受的艰难困苦的纠正，是对劳动权、健康权、幸福权谨慎地伸张。另一方面是他们迫切希望融入城市，让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生活得更幸福，让自己的辛勤付出更体面和受人尊重。城市管理者满足他们的要求会成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这种表现更体现了具有知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人生、社会、理想的重新定位和追求，而这一切也为城市建设与发展输入活力与生机。
近来，一些城市相继推出了新市民入户政策，旨在接纳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可是，这种融纳的速度远远无法满足站在城市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需要，同时，让那么多新生代农民工排着长长的队伍久久地等待着。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而言，提供过少的良性制度资源，执法有疏有漏，都可能损伤“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心态，疏离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从而直截威胁到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与生活形态，从这一点来看，“慢一拍”的吸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策略和方法，已经与快速发展的城市对劳动人口需求难以协调，打掉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诸多限制与约束迫在眉睫。
现在，城市建设与发展必须吸纳更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推出一个新市民入户政策就能平息他们的急切的心情与愿望，而必须建立起对新生代农民工友好的制度模式，在公共治理所提供制度的激励之下，企业应该正向比拼谁更善待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有前景的职业能力塑造等。城市也应当在吸纳农民工的同时，制定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转身”的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帮助他们跨过城乡户籍制度的阻碍，跨越城乡福利制度的制约，跨越保障制度的失均，从根本上摆脱“农村回不去，城市难融入”的尴尬境地，从而实现他们人生命运的第二次重塑与自塑。 （井水明）
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回不去”
其实是个伪命题
新生代农民工真的回不去农村？恐怕不是。他们之所以自认为回不去，一曰“不会种地”。深圳市总工会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务农经历的仅占14.6%，没有务农经历的却占85.4%。这85.4%的新生代农民工称得上是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民”，仅在户籍上保留了农民身份。然而，种地并非很难学会，务农经验也可从实践中得来。只要愿意种地就能学会种地，要知道，在过去，哪怕一个目不识丁者，也能成为种庄稼的好把式。
二曰“无地可种”。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风起云涌，农村确有部分土地被征用，作为“非农化”与“非粮化”开发；或在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被流转给种粮大户或城市下乡资本。但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大中城市郊区农村以及小城镇周边。在其他更为广大的农村，仍有大量土地因劳动力资源流失而不同程度地抛荒，比“无地可种”更真实、更让人忧心的是“无人耕种”。“无人耕种”的农村，难道新生代农民仍然回不去？
说穿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并非是“农村回不去”，而是“不愿回农村”。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一些—据深圳市总工会调查，在他们当中受过初中教育的占33.7%，受过高中教育(中专/中技)占44.9%。因此，比父辈读书更多的他们，自然也比父辈更热烈地渴望城市的精彩生活。何况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收入低，父辈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给他们留下了辛酸的阴影，又岂肯轻易回农村去？
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需实事求是地归因，不能认为他们觉得“农村回不去”，就是真的回不去。事实上，这些年，为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市民化努力，很多地方已在大踏步推进，农民工仍然感觉非城非乡，是“钟摆”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群”。这表明，解决“农村回不去，城市难融入”的问题，不一定非得将他们市民化，使其获得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机会，否则“大城市病”与“谁来种地”的矛盾将更为尖锐。
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用相关的制度设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回农村种地创业乃至“半耕半工”的意愿。比如将企业搬迁至中小城镇，引导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到中小城镇就业；比如在农村“因村制宜”发展集体经济，载好“梧桐树”引得“凤还巢”；比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办回乡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公益培训班，使他们既在城市“留得下”，又能够“回得去”，年轻时他们有在城市打拼的资本，年龄大了，困了倦了，应该会落叶归根。 （何勇海）
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
在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是经济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的必然产物。其在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显然不能沦落为被遗忘的一代。相比于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具有务农经验，在经济不景气或无法务工时可以退守农村，拾回农业老本行。但对没有务农经验且不习惯于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指望其重回农村，其未来和希望，关键在于保障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回不去，城市难融入”的现状，笔者也算多少有些了解。本人熟识的在外务工的同龄人，很多都是逢春节时才回家一次，待上四五天便匆匆返回城市。有积蓄者或家庭经济基础较好者多会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其待业期间基本上不会从事与农业沾边的工作，并且往往是父母在农村老家居住务农，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城居住生活，形成事实上的分离和脱离农村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不愿回农村，不仅在于多数人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更在于其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节奏与就业环境。譬如，大城市有很多娱乐场所和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利，生活方便，这都是农村所不具备的，甚至一些偏远农村连网络都不具备，无法把人留住。笔者的一些同龄人，有很多并非对务农知识一窍不通，但有时返乡后就是不愿呆在农村，哪怕在城镇租房居住，也不想再接触农村，拿起农具从事农业。从这方面来说，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因欠缺务农知识无法重回农村，不如说是其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而不愿重返农村。
撑起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解决其后顾之忧，不能单纯地着眼于其能否融入城市和是否可以返回农村，也不能简单地向身份认同求解。而应着眼全局，顾及长远，保持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及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首先应确保各项产业的健康运转，并实现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让新生代农民工有业可就。同时，农业机械化及产业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子，一则，集约式农业可避免无人种地的结果，二来，新生代农民工仅是不愿接受传统农业，其对类似流水线的农业种植方式未必排斥。医疗、教育、养老、住房方面，则需破除城乡藩篱，向农民工和农民提供公平可行的社会保障，不能任其在大都市毫无保障地赤膊上阵，并要作为家庭支柱独自承担留守儿童、老人的教育、养老负担。如果单一个体承担着太多的压力，甚至承载着整个家庭的生存、发展，其一旦处于失业状态，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可想而知。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及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问题。有关部门必须统筹考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产业、福利、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兜底保障制度，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保证其能够搭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有着可期望的未来，不至于沦为被疏离、遗忘的群体。
（史洪举)
微言酷评
深圳市总工会主持的一项“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不少外来务工群体都存在身份认同危机。（7月6日《南方都市报》）
编辑：豆豆 责任编辑：颜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