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小年已至，春节将临，贴年画又成为许多家庭的选择。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通过年画表达对新一年生活的渴望和热爱，贴年画也成为春节的重要文化象征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发生改变，年画的保护与传承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虽然在知识界十数年的艰苦努力下，在一些年画产地，“原生态”得以保存，“新生代”正在崛起，年画又呈现出兴旺发展的态势，但要让这一民族文化瑰宝重新焕发生机和光彩，依旧任重道远。今天本版刊发一组报道，回应读者的关注。
年画传承 “新力量”托举“新希望”
作者：陈建强 刘晓艳
看着眼前这群年轻人一丝不苟地精雕细琢着一块块木版年画，应邀来参观的中外嘉宾不时发出赞叹之声，站在一旁的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开心地笑了。
在江苏南通崇川区新西社区开展“老少年画大比拼”主题活动中，“少年画家”在绘制“生肖鸡”年画。许丛军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这是近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的“年画新力量：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新生代作品展”暨“原生态·新生代——传统木版年画的当代传承”国际研讨会中的一幕。在这一“笑”一“叹”中，呈现出的是以知识界为先导，国家推动、民间力量参与的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保护工作的新气象。以这些年轻人为代表的年画“新力量”，在冯骥才看来，正是年画“新希望”所在。
“农村没了，年画何有？”
参加这次研讨会之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赵屹特意去了一趟潍坊。潍坊杨家埠是木版年画之乡，赵屹发现，这里百姓家门口早已不贴传统的“门神”年画了，而是被机器印制的“门童”画代替。对此，赵屹并不感到惊讶，放眼全国，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
“先是年的历史，然后是年画的历史。”冯骥才说，最初的年画以信仰类、功能性的神像为主，经过两千多年演进，年画的内容愈加丰富。
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现代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木版年画濒临消亡。以冯骥才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学者多方奔走呼吁，于2003年推动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其中年画即是率先启动的项目之一。经过近10年艰苦努力，正当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工作初见成效时，一场几乎是“覆灭性”的危机随着城镇化浪潮席卷而来。比如，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数月之内所有原住居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连同田畴水洼被推得一马平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村没了，年画何有？”冯骥才的感觉是，“刚刚整理好的历史文化遗存一下子鸡飞蛋打了……”
“技艺有了，年画没了？”
在潍坊杨家埠，赵屹调研了一批20～50岁之间的新生代年画艺人。其中一位传承人是刻版、印画、造纸全能型的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受市场影响，他的很多作品与杨家埠传统年画渐行渐远，走向了开发带有刻印工艺衍生品的道路。这让赵屹反思：“技艺有了，年画没了？”
而在山东高密扑灰年画产地，1970年出生在扑灰年画世家的王树花，始终生活在当地浓厚的扑灰年画氛围中。作为扑灰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她清楚地认识到“原汁原味”的重要性，她的作品也被公认为“原生态地保留了扑灰年画的传统风格”，在当地百姓中保留着较高的认可度。村民盖新房、搬新家都习惯挂各种装饰性扑灰年画，扑灰年画在这个场域中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传承。赵屹认为，王树花这样的艺人是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与核心。
“这是一种新的传承现象。”赵屹直言，在保障经济收益的前提下，将会有更多美术、设计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人进入年画创作、生产行列。但他们的作品没有采用扑灰技法，而是借鉴多种工艺技法绘制人物形象，在扑灰年画的经营概念下，走向了工艺年画的创作之路。
对于这些现象，冯骥才坦言“这是一个难以规避的过程”。他认为，必须鼓励传承人把自己那一方水土的精华掌握住。“不能把市场的压力让传承人独自去承受，更不能让传承人应付和屈就市场。”冯骥才说，传统木版年画“经典不能变”“手工性不能变”“地域性不能变”，即便变也是传承人自己主动去变，同时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可。
“新生代，新力量！”
在此次国际研讨会召开的同时，一场“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新生代作品展”让前来参加研讨的中外嘉宾对于冯骥才“新生代、新力量、新希望”的感言感同身受。
在展览现场，江苏泰州的宋保旺，四川绵竹的陈刚、陈健，四川夹江的张荣强和天津杨柳青的霍树林等传承人展示了传统木版年画勾、刻、印、绘、表等多项工艺流程。这5位传承人中有两位是70后、3位是80后，他们对自己传承艺术的挚爱之情令人感佩！陈刚、陈健在继承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大胆拓宽创作题材；张荣强发现现代颜料无法完全展现年画艺术的魅力，于是潜心研究，用自制颜料恢复传统年画精髓；江苏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开发的桃花坞木刻年画人机交互系统，让观众在电脑系统上操作，体验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年画当代传承人正以实际行动担当起年画传承的使命。
新生代传承人在坚持原汁原味的同时，也在尝试创新。比如，张荣强近期就在考虑开发出适合现代人审美取向的年画作品；宋宝旺考虑将“形态、思想融为一体”创作新作品；霍树林则希望创作一些新的题材，甚至考虑出版年画教材，进学校教孩子，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
冯骥才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这些年画‘新力量’代表着年画‘新希望’！”
中国“年画四大家”有何独特风采
光明日报记者 张玉梅 于园媛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春节贴年画是我国古老的习俗，历史已逾千年，它表达了人们庆丰收、过新年的喜悦之情，也寄寓着人们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是中国“年画四大家”。
观众在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上参观。王建康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秦琼（天津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年画：
创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为北方年画代表。杨柳青因盛产杨柳而得名，该地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称北方的小“苏杭”。“家家都会点染，户户全善丹青”，道出了杨柳青年画的盛况。杨柳青年画受到北方版画和院体画影响，精工细腻，有画、刻、印、描、开脸等多种工序。杨柳青年画题材范围极广，包括风俗、历史故事、戏曲人物、娃娃、美人、花卉、山水及神话等，其特点是构图饱满，以红、黄、蓝、绿四色套印后，再加以手工开脸染衣，即艺人们在人物的头脸衣饰等重要部位敷粉施金，融版印的遒劲与工笔重彩的典雅于一体，别具风貌。
三星图（苏州桃花坞年画）
苏州桃花坞年画：
苏州是历史上工艺美术特别发达的地区，聚集了众多的士大夫文人画家，也有着大量的优秀职业画家和画工。苏州明代时也是版刻中心，画工和雕工相结合，出现了精美的桃花坞年画。桃花坞年画盛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南方年画代表。桃花坞年画继承了明代金陵（今南京）和徽派版画的优良传统，有彩色套印，也有印绘结合的。桃花坞年画绘刻都很精丽，画面精致、秀美、和谐，颜色多用粉红、粉绿，鲜明中含有雅致。后期受西画影响较大，人物造型和色彩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曾流行过时装美女图和时事新闻图。
文财神（山东杨家埠年画）
山东杨家埠年画：
山东年画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在胶东地区以潍县（今潍坊市）为代表，西部地区以聊城县著名。潍县年画影响最大，以杨家埠村为其发源地，始于明代中后期，乾隆至咸丰年间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潍县年画受到杨柳青年画和桃花坞年画的影响，既有北方的质朴明快，又兼具南方的雅致柔丽，印制上主要是木版套色，只在大型人物面部稍作烘脸点胭加工。炕头画是该地颇具特色的品种，俗称“三才”，即将整张纸裁为三开所印，横者为“横三才”，竖者为“竖三才”。这种年画通常贴于炕头墙上，又称“炕头画”。潍县年画线条粗放，造型简洁，色彩多用桃红及绿，兼施金色，有些年画主要部分还涂上明油，造成色彩强烈、鲜艳夺目的效果。
穆桂英（四川绵竹年画）
四川绵竹年画：
四川年画的生产，分布在川西北的绵竹、川东的梁平、川南的夹江等地，风格各有不同，以绵竹年画最为著名，绵竹成为我国西南年画的中心。绵竹年画约起于明末清初，分“红货”“黑货”两大类。“红货”是在刻印墨线基础上全部手工彩绘描线，因此刻绘兼重，设色鲜艳，用笔活泼，生动传神。“黑货”为朱、墨拓印之屏条，内容有名人字画、吉祥神像及耕织图等，风格沉拙古朴。绵竹年画题材以门神、门童形式最富有变化，在制作上以画工勾染为主，只用墨线印出画样后即以手工描绘，这与苏州桃花坞全以色版套印完全相反，绵竹年画还用捺印法，即在添补金色团花时，将花样刻成图章形状，捺在画面上，形成粗犷稚拙的效果，具有强烈的民间乡土气息。
“让年画不断传承绵延下去”
——访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
作者：陈建强 刘晓艳
“东方大地上的人文奇花”，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这样形容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在他看来，年画是中华文化性质最鲜明、文化内涵最深厚、表现形式最绚烂而独特的民俗艺术之一。
“春节是中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冯骥才说，每年春节都是人们生产生活开启新一个轮回的重要时刻。所以在春节时，家族团聚，辞旧迎新，人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庆祝，燃起生活的激情，表达对新一年生活的渴望和热爱。“年画正是这种精神和情绪的外化与彰显，因此从年画中我们看到的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希冀。”
对于年画，冯骥才如数家珍：年画在中国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其发展和流行的历程伴随着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两项——雕版印刷和造纸，历史内涵和意义十分重大。年画所承载的内容也异彩纷呈，摹画出百姓的理想王国，反映着他们对生活的期盼。“生活中五光十色的故事、传说、神话、戏剧，甚至包括变化的时事都能纳入画幅之中，内容无比丰富。他们是老百姓创造的、农闲时自娱自乐的生活文化。”
然而，农村城镇化、商品化、年俗的淡漠和改变严重破坏了年画生存的土壤；审美趣味的变化，也悄悄地消解了人们对年画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老一辈传承人相继离世，传承现状不佳，也是传统木版年画面临的困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必须积极应对的问题”。冯骥才表示，经过15年马不停蹄的奔波，众多文化学者勠力同心，完成了大量艰苦而繁复的工作。“我们不仅摸清了传统木版年画的家底，而且一些年画产地又开始兴旺起来，一些已经没有活态传承的年画又‘活’了起来，这些都是让人倍感欣慰的。”
在年画产地调研时，冯骥才发现一批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的年画传承人涌现出来。这些年轻人开始有了清醒的文化自觉，对中华传统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怀着敬畏之心钻研、琢磨这些传统中的经典，并不随波逐流急于进入市场大潮，冯骥才称之为“年画的新力量”。
“我们所有的文化自觉最终都要变成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自觉。”冯骥才认为，文化先觉是知识界的使命与担当，通过知识界的呼唤，这种文化先觉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具有国家意志的文化自觉，再通过一些具体的计划与措施有序地实施下去，最终成为社会以及全民的文化自觉——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他乐见一批年轻的传承人带着这种文化自觉，投入到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中。“对于年画的原生态、新生代，知识界也要给予充分的认识，用实际行动让年画这个美好的文化传统不断传承绵延下去。”
传承人心声：“总是在摸索中前行”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东
阳光透过廊道的玻璃倾泻而下，缀于布幅、饰品上的绵竹年画更显灵动，将冬天的阴冷驱散。
坐在光影斑驳的廊道里，贾君有用不完的创造力，不时将新的创意画在电脑上。
绵竹年画对于贾君来说，是一段20年甚至更长的生命记忆。1995年，学习平面设计、有绘画基础的贾君进入绵竹年画博物馆工作，在绵竹年画大师刘竹梅的指导下，年画技艺迅速提升。1999年，绵竹年画博物馆迎来改制，鼓励人员“带薪创业”。不愿割舍掉绵竹年画的贾君成立了“木兰工作室”，也就是现在的“三彩画坊”的前身。
在当时，绵竹年画的表现形式还很单一，除了门神、仕女、童子图、戏曲、斗方等传统产品外，基本没有延伸产品。贾君萌发奇想：“我是不是可以把年画画到衣服上？”她说做就做，“那时就花5块钱买了一件纯黑T恤，把钟馗年画画上去，结果穿出去大家都说好看，问我在哪里买的。”现在，那件给她创意启迪的T恤还保留在衣柜里。自此，贾君将绵竹年画与其他物件相结合的创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瓷器、木艺；抱枕、被套、桌子、镜子等等。
作为一个搞年画创意的人，贾君最开始感到的是孤独和彷徨。“尽管大家看到画着年画的衣服都觉得好看，但是会不会来买？要找谁买？”再加上资金不多，“木兰工作室”只能开在一个小巷子里，环境很差，“有客人来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室逐渐有了订单。
不同于工厂的批量生产，每一件绵竹年画产品都需要手工绘制，因此工作进度很慢，贾君需要帮手。贾君的两个姐姐先后下岗，她们也都热爱手工。2004年，三姐妹决定一起创业，画坊就取名为“三彩画坊”。
然而好事多磨。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绵竹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三彩画坊”也不例外，被埋于尘土之中，损失过百万。三姐妹伤心欲绝，打算完全放弃，跑到德阳做志愿者。两个多月后，绵竹的干部辗转打来电话说，各地来的援建者特别喜欢绵竹年画，让贾君赶紧回去重新开张。
“走到现在不可能放弃，总是在摸索中前行！”于是，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贾君三姐妹召集能动员的力量开始制作产品。因为地震，更多的人走进绵竹，了解了绵竹年画，“2009年到2011年，我们的产品卖得最多，全国各地的客人都来买。”在2015年全国旅游小姐的秀台上，贾君姐妹设计的具有绵竹年画元素的服装套在了旅游小姐们的身上。
对于绵竹年画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传承困难，贾君并不讳言。她说：“如果这种遗产不与当下的真实生活相结合，我觉得很难发展下去。”如今人们越来越向往休闲生活，让贾君看到了更多与年画结合的方式。“三彩画坊”的后院是一个咖啡屋，整个屋子采用年画的元素布局。“大家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年画产品，慢慢品味年画的美。”屋外广袤的农田也带给贾君很多遐想：“我还想将年画与农田相结合，做艺术田园、做年画街区，让大家沉浸在年画带来的美感中。”她谋划着在绵竹年画里呈现更多与众不同的卡通形象，更多地与年轻人结合，建立更为畅通的网销渠道。
如今，“三彩画坊”拥有20多名员工、3家门店。在画坊的带动下，30多人灵活就业为画坊提供年画、绣品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贾君希望更多人参与到绵竹年画的传承中。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1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