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社会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通常都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与否，就像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转型，又有哪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呢？我以为，它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就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往往能提供或创造更鲜活的动力。以“双创”为例，它显然能够担当起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乃至重塑主流价值的重任。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形成
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个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存在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主要涉及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是健康、教育和培训等。资本投入的问题在于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要素重组即创新。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供给侧动力也包括“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本原因。
在这里，创业者、企业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持续、有力地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能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新兴产业孕育是创业者试错试出来的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会有可能孕育新技术，进而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即为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在现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试错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把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要知道，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而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就此而言，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为如此。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这样的例子不少。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驱使企业从中获取资源和利益。所有创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而极少惠及“双创”。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将自己从产业发展的具体琐事中抽离出来，在竞争性产业中更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