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席社交人人讨厌，但又人人难逃。移风易俗的困难，往往不在于承认风俗有问题，而在于风俗沦为一种乡土“规矩”和惯性。
操办酒席，宴请宾客，是村民社交的重要形式。赴酒席当然不能“白吃”，照例要向主人奉上一笔份子钱。因为份子钱感到经济压力的村民大有人在，不过，像重庆市石柱县乡村医生谢金华那样公开喊“不”的，仍然属于异数。春节后，谢金华在村里通行要道贴出告示：“因收入微薄无法承担太多应酬，除丧葬、嫁娶之外，拒绝参加一切酒席，望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多多理解。”
在一些村民眼里，谢金华的告示冒犯了乡土风俗。不少人嘲讽：“没钱上份子还好意思张榜……”不过，告示的效果立竿见影，自此以后，谢金华再也没有接到同村人的吃酒邀请。村民对酒席往往敢怨不敢言——不去酒席，不交份子钱，在村民眼里就是不要面子，或者是不给酒席主人家面子。谢金华的收入在当地农村不算低，他公开拒绝酒席无疑勇气可嘉。
酒席社交的存在是否有合理性，或许见仁见智。但是，社交有效性以参加社交者是否认同为前提。如果一种社交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备感压力，那么它的效用就会减弱。因为份子钱问题，酒席社交让人感到不舒服，变成了一种低效的社交。不少村民被裹挟到酒席中，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应付一场场宴席，为了支付份子钱，在家庭预算中精打细算地压缩开支。对一些农村低收入者而言，过多酒席严重影响了基本生活质量。
酒席社交人人讨厌，但又人人难逃。移风易俗的困难，往往不在于承认风俗有问题，而在于风俗沦为一种乡土“规矩”和惯性。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力倡导，或许在短时间内能够起到效力。不过，有多少分的压力，就会有多少分的反弹。最近，多地曝出基层党政部门限制村民办酒席的消息，引发社会的激烈争论。类似新规常常无疾而终，政策的善意初衷也被人们远远抛到脑后。
谢金华贴告示拒绝酒席，无疑是乡土社会中的一股清流。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贴出告示两天后，当地村委会也贴出公告，为谢金华“撑腰”，整顿“无事整酒”之风。谢金华是村里的医生，算是村里的乡贤和有知识的人，其贴告示的行为本身就给村民一种震撼。但是，贴了告示以后，他不能成为孤胆英雄，只有更多的呼应和行动，才能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如果拒绝酒席之后被乡亲们孤立，其行为的示范价值无疑会被大大削弱。
在村里，谢金华这样的乡村医生掌握着一定话语权。如果是一位普通村民，即使不满于酒席社交，恐怕也不会想到贴告示的办法。这种有话语权的人对不合理的乡土风俗的纠正，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一个乡村的民风是否淳朴，取决于有话语权的人是否有足够的见地和魄力。这样的人可能是像谢金华这样的医生，也可能是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不管具有怎样的身份，他们扮演着乡土文化引领者和改革者的角色。
扭转和纠正不合理的乡土风气，外力的牵引固然必要，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内部的自我革新。乡土社会固然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迅速与现代文明拥抱的城市相比，甚至有点冥顽不化。但是，永远不要低估了乡土社会内部的自我革新力量。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示范，村民就能够很敏锐地意识到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什么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陈规陋习。有了乡土医生拒绝酒席的清流，慎办酒席的潮流或许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