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这次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春运期间这个群体为一张回家的车票发愁，而是因为这个“农民工”称谓本身———据媒体报道，正在深圳举行的深圳市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多位人大代表议案要求以“援建者”替代“农民工”。
其实，要求取消“农民工”的称呼而代之以其他称谓，深圳并不是第一家，也不是唯一一家，如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不久前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此前不少律师也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不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为什么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农民工之所以要被取消是因为“农民工”是一种歧视性的称谓。那么，禁止称“农民工”就能够制止事实上对这个群体的歧视吗？恐怕不能。为此，有网友戏称，如果农民工在未能享有和普通市民一样的待遇之前，就是称其为“上帝工”也照样没用。
不得不说，民间的智慧是强大的。农民工之所以受到歧视，并不是因为其称谓上。因为农民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工人也不是。那为何农民工就成为一个具有歧视性的词语？这可能还要从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制度谈起。将人群划分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群体，是计划经济的本质使然。在这个二元制度中，作为城市居民主体的工人和农村居民享有着完全不同的公共福利，之所以要区分工人和农民，并不是职业分配使然，而是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给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计划经济不存在了，农民也不必固定在土地上，他们也可以作为劳动力而在市场上自由务工。但是由于制度的惯性和户籍原因，农民工和工人的二元划分却依然存在，只不过工人一词已经不大使用——— 大多被称为“市民”。于是原来的农民和工人的区分在现代社会就被农民工和市民而取代了：农民工——— 虽然从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并不是其所在工作城市的居民，他们当然不能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于是，他们的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而他们子女所就业的学校也是“农民工子弟学校”。
如果从纯粹经济的角度分析，农民工之所以受到歧视，还和中国充裕的劳动力有关———对，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劳动力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而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待遇当然不可能很高。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区分就通过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规律而得到了固化，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居民———尽管很多城市的发展与外来务工者的辛苦劳作密不可分，但是这个城市的政府和原有的群体却不大欢迎他们。或者说是虽然在口头上欢迎，但是面对这些外来务工者要求和本地居民享有相当的公共服务时，户籍就成为一个划分两者的鸿沟。我们以深圳为例，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常住人口为1100万，但是户籍人口却只有400万！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来务工者无法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尽管他们也在为深圳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资源总是稀缺的，即便是原先供应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如此。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新一代的农民工再也不愿意从事和其父辈相同的工作，“民工荒”已经在中国不少地区出现。用工荒的出现，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用工成本上升，农民工再也不像10年前一样任意由雇主打扮。相反，他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挑挑拣拣———挑不同的区域，挑不同的工种，挑不同的老板……
问题于是出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作支撑，那么政府和企业再大的投资也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于是，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在这几年中有了微妙的变化，要求取消“农民工”称呼而代之以其他称号就是这个大潮中的一个浪花。但是，取消“农民工”的称呼真的这么重要？对于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者而言，农民工这个词对他们的伤害并不是很大，更大的伤害在于他们为这个城市的生活付出了诸多努力，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或许有人会很友善地说，仅凭他们的收入在大城市中很难生活。这话没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大城市中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大城市中生活。但是需要铭记的是，愿不愿意在城市中生活，这是外来务工者的自我选择，能不能给外来务工者提供和本地居民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却是需要由外来务工者所在的城市来提供。当劳动力市场转为卖方市场之后，务工者必然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些更适合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如果城市里的主政者和居民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外来务工者将会用脚投票做出自己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已经迈入老龄化的城市而言，外来务工者的加入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补充，那么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就会遇到很大的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一个城市的未来。
我们城市的主政者是否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愿意为此改进？从目前来看，这并不容乐观。于是，这么一个事关中国城市化和经济转型的重大问题最后就沦为要不要取消“农民工”称谓这样的不痛不痒的议题上。
作者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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