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宁市从100万外出务工者中海选副科级干部，历时4个月，最终在今年3月中旬选出3人。一时引发社会热议，并得到中央领导肯定。
3名“农民工干部”经培训后5月初正式走马上任。履职百日，他们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是否有观念的冲突？他们是否适应身份的转换，怎么看自己如今的工作？
记者近日到遂宁，探寻三名特殊官员的执政记录。
7月15日，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官升镇，杨加林身穿橘红T恤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放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县里关于维稳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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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杨加林，现在的身份是副镇长，分管政法、信访维稳和党政办工作。
在原来的公司，杨加林是一名严厉的办公室主任。5月初正式出任副镇长后，他一直试图“保持低调”。
7月15日下午4点45分，离下班还有个把小时，楼下响起汽车喇叭声。有人在下面喊：“杨镇长，走喽。”杨加林走出办公室，向楼下探出头：“太早了！”他想止住这几名早退的干部。
官升镇离县城20多公里，大多数干部住在县城。这个时候下班，本是镇里干部约定俗成。杨加林试图改变。
有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把企业那套搬到行政上来，管干部，自由度要留够，像管企业那样是管不好的”。
这一天，另一名农民工干部姚祥，刚从广东出差回来。作为大英县招商局副局长，他招商引资去了，并处理掉了自己此前公司的股份。
第三名农民工干部何仁兵，这天陷在琐碎的工作中。作为蓬溪县金龙乡副乡长，他分管农业、交通、政法、信访维稳等。
4个多月前，杨加林还是四川一家私企的办公室主任。姚祥还是广州一家公司的老总，身家百万。何仁兵则是一名加油站站长。
3月17日，他们被遂宁市从百万农民工中“海选”出来，选定为副科级干部。
他们以“农民工公务员”的身份，成为遂宁创新的符号，被广泛关注。
杨加林，副镇长的维稳案例
杨加林觉得自己其实没处理好那件事。不过镇书记认为，听取群众意见，稳住了事态，就是成功
对于杨加林，7月初的“公厕事件”，算是他履新以来最大的考验。
官升镇人口2万多，集镇由两三条坑洼不平的街道组成，在小镇主干道边，有一座公厕。
7月15日，记者在这里看到，紧挨公厕边，是一个当地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集贸市场和商品房项目。
7月初的一天，上午10点多，杨加林突然听到外面街道传来吵闹声。
他走出办公室，看到街道上大批群众聚集，站在前面的是许多老大妈和老大爷，他们正和施工队理论。原来，镇里组织拆除街边公厕，附近居民不同意。
“当时人群情绪激动，上百人已经堵住了公路。”杨加林说，如果阻塞了交通，那就酿成群体事件了。他一激灵，立即召集镇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参与，组成协商小组，要求首先解决堵路问题。
杨加林说，他担心警察出现刺激老百姓，没敢让派出所向前靠。自己到最前面，给老百姓解释，拆了公厕后会在稍远处建抽水厕所。
杨加林请群众选出五六名代表，到镇政府协商，其他人立即解散，同时要求施工队停止施工。
群众接受了他的建议。协商了3个多小时后，镇政府选择了妥协，公厕暂不拆了。杨加林的打算是，“下午召开群众大会，慢慢做工作”。
7月15日，杨加林并不愿细谈“厕所事件”，他认为这件事其实没处理好。不过，官升镇党委书记唐学渊对杨加林这次的维稳表示满意，“他作为刚上任的干部，经验不足，但首先能耐心听取群众意见，稳住了事态，这就是成功的”。
姚祥，县招商局的“名片”公司老总出身，姚祥更懂客商心理。另一方面，他被认为是政务环境开明的象征
距离官升镇80公里，遂宁市大英县，7月16日，招商局副局长姚祥刚从广东出差20多天回来。
这趟差，除了招商引资，他还去处理了自己的股份。按国家规定，公务员不能经商，姚祥说：“我既然选择了从政，就得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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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祥今年35岁。他在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后教书6年，2002年辞职，到广州跟弟弟办了一家会展服务公司。到2009年底，公司一年能做到2000多万的业绩了。
姚祥现在开了一辆自己的广本，“私车公用”，他笑着说，收入减少了几十倍。
知情人说，姚祥在广州有辆奥迪，但他没敢开回来，因为领导都只开广本。
对于他“弃商从官”，曾有质疑声。姚祥说，他的公司是做会展服务的，老家没有市场，不存在他利用公权为公司谋利的可能。相反，他可以利用自己过去的背景，为县里招商服务。
姚祥认为，他做企业出身，更能理解客商心理。招商时，他重点不是宣传自己县如何好，而是站在企业角度思考，寻找双方的契合点。
大英县招商局长王平对自己的这名“明星下属”表示满意。“现在他成了我的左膀右臂。”王平说，姚祥甚至成为他外出的“招商名片”。
王平认为，现在正是中西部大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时机，但招商竞争很激烈。在区位优势和劳动力资源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政务环境成为客商最看重的因素。
王平现在出去招商，都会主动介绍姚祥的“公选农民工干部”背景。他称，一些客商在媒体上看过对姚祥的报道，这样介绍，会“拉近关系”。
“更重要的是，公选，体现遂宁不拘一格降人才，从一个侧面展现我们这里的政务环境开明开放。”王平认为姚祥的身份，提升了当地政府的形象。
何仁兵，副乡长“压力有点大”
分管重要的领域，住了宽敞的房子，还没有能拿出来说的“成绩”，何仁兵压力大
7月17日，遂宁市蓬溪县金龙乡，何仁兵带领一帮政府干部在抗洪，打捞阻塞拱桥的水葫芦。
何仁兵今年35岁。他1998年成人高考大专毕业后，到成都打工。打工12年，从加油工做起，2007年底成为一名加油站站长。
何仁兵任职的蓬溪县金龙乡，人口刚过1万，宁静闭塞。7月17日，何仁兵思考良久，觉得履新至今还没有能拿出来说的成绩。
他觉得“压力有点大”。
不过，金龙乡党委书记肖海鸥说，自己压力更大。
肖海鸥说：“按市里要求，我作为乡里一把手，是他的管理和帮带第一责任人，培养不好，就麻烦了。”
4月底，3名“农民工领导”去三个县正式任职前，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雷世界召开了座谈会。三个县的组织部部长，用人单位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雷世界强调，三人作为打工群体的代表，考上不容易，各用人单位要重点培养。
何仁兵到任后，肖海鸥召开了镇党委会，进行领导分工。金龙乡是农业大乡，肖海鸥把分管农业的工作交给了何仁兵，还把政法、维稳信访的工作分给了他。
为了让何仁兵尽快上手，肖海鸥还给他配了3个有经验的干部做助手，农业1个，政法2个。
在生活上，肖海鸥也要照顾这名“明星下属”。在狭小的金龙乡政府，何仁兵住在当头一个宿舍，里外两间，比党委书记的宿舍还亮堂。
此前，乡里申请了一笔经费给几个领导配了电脑。何仁兵来时，电脑已分完。肖海鸥给乡文化中心主任做工作，把电脑要回来，分给了何仁兵。
肖海鸥曾在雷世界主持的座谈会上发言、表态：一定会培养好何仁兵。
参加40万元培训班上任前，3人被送到清华进行了培训。遂宁称，公选不是一场秀，是探索一条路
受优待的不仅何仁兵。
记者采访中，射洪，大英，蓬溪三县组织部门领导均表示，“高度重视，重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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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海鸥为何仁兵安排了3个助手，射洪县官升镇党委书记唐学渊则为杨加林安排了2个老师，大英县招商局长王平在重要场合总要带上姚祥。
在川中腹地遂宁，几乎所有官员操一口方言。三名公选出来的农民工干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显得与众不同。
在遂宁市组织部长雷世界看来，公选3名农民工干部，不是一场“权力秀”，而是“探索一条政治上激励凝聚农民工的可行之路”。
雷世界说，遂宁是典型的西部地区，农民工在全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市109万人常年外出务工，占全市总人口的1/4强。“通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他们中许多人成为熟悉市场、熟悉经营管理，有本事的能人，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日趋强烈”。
遂宁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方世国介绍，3名农民工干部选出后，遂宁市委书记崔保华指示，“不仅要选好，还要有优秀的培养机制”。
随后，遂宁市委组织部与清华大学合作，为3人定制了一个培训班。为期一个月，花费40万。为避免资源浪费，市委组织部又组织了40多名科级干部，随班上课。“他们沾了这3个农民工的光。”该市组织部官员笑称。
方世国作为陪读，与3名农民工干部挤在清华的一间宿舍内。
培训课程包括公共财政学、领导者的语言艺术、招商引资策略乃至中医养生。重点课程为公共危机管理和突发事件应对。
方世国介绍，市委组织部对3名农民工干部超常规关注，“雷部长会抽时间到三人的单位去探访，还会定期把他们召回市委组织部座谈”。
遂宁的“公选情结”
新的干部公选，已在策划中。遂宁这次打算公选出千名村干部
遂宁最出名的事件，是1998年的“步云直选”。这亦是一次公选。
1998年11月底，遂宁步云乡面向全乡直选乡长，谭晓秋成为中国第一名直选乡长。步云直选，被认为是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里程碑。
11年后，2009年，同样在11月的寒冬，遂宁尝试公选农民工干部。这次公选的轰动性虽然远不及当年步云直选，不过亦获得舆论广泛关注。
遂宁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方世国不认为这次公选，是受当年步云直选启发。他称，遂宁一直低调推行此次公选，避免炒作。
方世国说，他们当初并没有想到这次公选有那么深的政治意义，所以只是上报到四川省委组织部。
不过，这次公选很快得到高层肯定。遂宁市组织部门介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批示，遂宁公选是广开门路选拔干部的尝试，但要避免炒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批示，这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之举，要规范有序，阳光操作。
方世国说，遂宁不是搞“造星运动”，对三人的特别关爱，是因为他们代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干好了，证明我们的公选是可行的，公选今后就能继续下去”。
他说，组织部门今后对此三人的升迁不会刻意照顾，也不会选出来后把他们晾在副科级岗位上不管了。“他们今后的成长，也要拿业绩说话。与其他干部处于一样的升迁通道，只要有能力，提拔是必然的”。
而2010年的干部公选，遂宁市组织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
方世国介绍，今年公选他们稍作修改。计划推行“引才强村千人计划”，结合今年12月的村级组织换届，他们打算从遂宁外出务工和回乡创业的优秀农民工中选出1000人，先到村里任支部书记或主任。经过一定时间锻炼后，再从这批人中定向选拔副科级领导干部。
- 对话
“以前我骂官，现在不能被百姓骂”
农民工干部杨加林称害怕“混日子的同志”，希望做实事被百姓记住
三名公选干部中，杨加林算最“纯正”的农民工出身：高考落榜，外出打工，一步步做到私企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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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他去政府办事，被刁难，他大骂官员。现在，他变成了官员中的一员。
从农民工到官员，杨加林还在适应这样的转变。
“还没在企业时权力大”
新京报：上任这段日子，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杨加林：一方面是看文件，熟悉我分管的领域。另外是下村去熟悉情况。
新京报：从企业管理者到政府领导，觉得有什么不同？
杨加林：在企业时，我们自己协调不成的事，可以找派出所和当地政府解决。现在我没有可借助的力量了。得直面问题，自己解决。
新京报：但是你现在掌握了公权力，这种权力在手，不觉得更容易解决问题？
杨加林：政府再有权力，也不能滥用。因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新京报：你感觉现在的权力与你做办公室主任时的权力，有什么不同？
杨加林：我觉得，现在的权力，还没有我在企业权力大。在企业，管理制度定下来就必须执行，不好好执行就处罚。现在，针对老百姓，我们更多是协调解决；针对干部，类似企业的管理也行不通。
“铁饭碗”产生惰性
新京报：你说自己很早就看过《万历十五年》，那里面讲到中国传统官场的一些问题。你怎么看现在的官场？
杨加林：现在官场的惰性还是很大。我当了多年办公室主任，感到企业作风和行政作风迥然不同。在企业每个员工都不断进取，而行政单位，一些同志每天混日子，老百姓的事情能拖就拖。我感到很害怕。
新京报：现在行政上也在抓效率。你有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有没有试图移植一些办法在镇政府尝试？
杨加林：我曾想把企业管理的一套搬来试试。但私下询问后，大家反对。我分管党政办，干部请假找我，我总习惯问他们具体什么事，搞得现在他们不找我请假了。
企业有契约关系，员工旷工可以罚款、开除。官场是铁饭碗，我们不可能扣工资，也不可能开除某个干部。因为都是同事，也拉不下面子。
新京报：都是同事，为什么在企业就能拉下面子？
杨加林：在企业，不好好干，公司就要倒闭，要丢饭碗。而行政上不会有这个担心。官员是中国最后一个铁饭碗，政府没有倒闭的危险。希望以后能被“念及”
新京报：老百姓说，你是农民工出身，应该更体恤农民。他们对你的工作很期待。
杨加林：我永远不会忘记农民工身份。你看我办公室在三楼，但我每天几乎都坐在一楼的调解中心。这样来找政府的老百姓，就方便点。
新京报：加入官场，有没有担心不能洁身自好，例如会受贪污腐败者的影响？
杨加林：我如果想捞钱，在企业能赚更多。
我父亲是老村长，当年带领大家修了提灌站，几十年了还在用。每年夏天村民浇水就会念及他。父亲很满足。如果能让老百姓也念及我做了些实事，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有仇官、仇富心态。你过去有没有仇官？现在当了官，害怕吗？
杨加林：我认为只要合法赚钱，都是光荣的。而大部分官员，还是为民办事的。
我打工时，去找政府部门办事，也遭过白眼、推诿。有一次，我走出政府大门，忍不住大骂他们。
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为民办事，决不能被老百姓骂。
（来源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