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儿有病，我要不做，全家连吃饭都成问题。”已经65岁的冉志英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娃儿在外打工落下一身病，不要说干活儿，走路都觉得累。“在没有得到县上‘亲戚’帮扶前，我们十天半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想吃肉的时候就背几十斤土豆，走20多里山路到镇上去卖。”
冉志英是酉阳黑水镇马鹿村的村民。
黑水镇镇长吴刚称，这里属于高寒山区，不产大米，经济作物单一，农民主要种玉米和土豆，一旦缺少了主要劳动力，整个家庭都将陷入贫困境地。
不管是在酉阳，还是整个渝东南及其整个渝东北地区，类似冉志英一样，因各种原因致贫的人群还有相当大部分。
如何帮助更多的群众走出贫困，走上富裕？这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命题。重庆市社科院副院长张波称，结穷亲活动，为探索城乡共同富裕找到了开启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
重庆发展短板在“两翼”，“两翼”发展难点在农村，农村发展的症结在农民收入太低
小马拉大车，大城市带大农村，是重庆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困境，也是重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着力解决的一道难题。而“两翼”地区的发展则成为破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市委、市政府针对两翼地区的具体情况，推出了万元增收工程。
“要实现万元增收计划，就要对‘两翼地区’的‘三农’情况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市商委负责人称，农村的贫困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要改变农村的贫困现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清楚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想法，有些地方，大部分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有的农民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愿意再回到土地上，对这些情况和背后原因，都要沉下去了解。“结穷亲”活动为“两翼”地区农户增收和发展，找到了一个着力点。
此次市商委结穷亲的目的地是丰都县高家镇和栗子乡。
栗子乡离县城48公里，农副产品交易仍是沿街为市。街道上没有一盏路灯，2009年，全乡财政收入仅为162万元。
市商委副主任徐孟奎的“亲戚”便在栗子乡栗子村。
订单农业未见影，公司加农户未见形，种植业仍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养殖业的目标是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养点鸡、鸭换点油盐钱。这是栗子村留给徐孟奎的印象。
“亲戚”王宗梅家是土房子，房屋墙体裂缝宽达8-10厘米，靠四周的领子支撑着，凡遇到刮风下雨，大人就彻夜难眠，担心房子垮，小孩就吓得发抖。全家人穿的衣服四处有补丁。
结下了“亲戚”，王宗梅一家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养牛、参加技术培训、牛肉销售出路、住房改造等一系列的问题相继得以解决，2011年即可实现万元增收目标。
市商委主任周克勤称，不管是高家镇、栗子乡，还是整个“两翼”地区，万元增收工程面临着五大困难：农民的文化水平亟待提高，林下经济拉动链条要建立，金融输血要跟上，财政支持要加大，产业发展层次要提高。通过“结穷亲”活动，对农村发展的这些困难情况掌握后，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据悉，在高家镇和栗子乡“结穷亲”活动中，市商委针对所在村社的具体情况，相继出台各种详细措施，从农产品销售、建市场、建基地、教育培训、储粮、植树造林、粮食增收及危房改造难题等方面来推进万元增收计划。
市商委政策法规处负责人称，推进万元增收计划，帮助农民发展产业，许多部门都已经动起来了。但是，很多措施都是从生产环节来思考，生产出来的产品要顺利成为商品，要顺利卖出去，重点、难点和关键环节还在市场。通过“结穷亲”，干部走下去了解农村情况后，把这种现实需求与政策制定相应地紧密集合在一起了。
不仅仅是针对“结穷亲”的目的地，市商委还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农林产品农商对接、市场建设、基地建设、推荐会、商务网络促销等五大行动。
不仅是市商委，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市新闻出版局、市文广局、市市政委、市水利局等机关在“结穷亲”活动中，也与万元增收工程相结合，制定了不少帮助农民增收的具体措施。
让广大干部走下去“结穷亲”，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增收、富裕起来后，统筹城乡的核心问题和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如果说“结穷亲”活动为“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推进找到了一个实践的落点，那么“两翼”地区的群众富裕、发展起来后，又将推动城市经济更加又好又快地发展，最终为重庆乃至于全国的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
30年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
重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从一组统计数据中清晰可见：197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0.18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4.54元。到2008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09元，2008年重庆农民人均纯收入4126元，城乡居民差距已达3.8倍。
统筹城乡怎么做？用市发改委负责人的话说，着力点在城，着眼点在乡。通过城市发展来带动农村发展，同时农村发展也能促进城市化进程。
“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思考，正在推进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市委党校一名学者称，统筹城乡战略中，要拉动区县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成为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让广大干部走下去“结穷亲”，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增收、富裕起来后，统筹城乡的核心问题和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时下，主城拓展已经进入外环时代。按照建设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目标，重庆要加快建设北部新区，提速开发西部新城、东部片区和南部片区，推动人口和产业向外环有序扩展。
据此计算，我市城区面积在未来将新增近500平方公里，以外环为线，有大约200平方公里在北部，200平方公里在西南，100平方公里在东南部。
不仅是主城在外扩，各区县也在不断地扩张城市化发展的半径。
与之相应的用地缺口显现。此前，市政府委托西南大学课题组进行《重庆新型土地平衡制度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重庆2020年前的土地现实供需缺口达425.29平方公里。而与此相反的是，农村的土地资源存在大量的浪费和闲置。
“我们对国家的承诺是确保耕地3256万亩不变，年产1100万吨粮食指标不降。”市统筹办改革综合处负责人说，在这个目标体系内，要充分做好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做到占补平衡，尽量为经济发展调剂出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
市委党校的这名学者称，如何在土地总量不变、不违背国家土地政策的前提下，盘活、利用好农村闲置下来的土地资源，并将其流转到城市，成为统筹城乡改革的一个重中之重。而这一切，都要依托在农村广大群众富裕起来的基础上才能顺利推进。
让干部广泛地“结穷亲”，不仅可以有效地推进万元增收工程，还有利于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为重庆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让干部广泛地“结穷亲”，不仅可以有效地推进万元增收工程，帮助基层群众实现增收，还有利于缓解各种社会矛盾，融洽党群关系，为重庆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市委党校的这名学者直言：重庆直辖以来发展速度非常快，发展过程中也相应地积累了一些矛盾，这些社会矛盾能否得到有效缓解、化解，这关系到重庆的未来发展。“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再到湖北石首事件，为何一点‘火星’就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冰冻三次，非一日之寒！前车之鉴，这其中引发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的干部去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称，在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就重庆来讲，既有发展程度较高的渝中区等主城区，也有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通高速公路的区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社会稳定，保证获益较少的人群共享发展成果，是全市党员干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市委研究室副主任林泽炎称，让干部多交“穷亲戚”，有利于理顺群众的情绪，化解部分困难群众的思想“疙瘩”和“怨气”。
而要消解群众心中的“疙瘩”和“怨气”，就要对农村基层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有所掌握。
“在农业税没有取消前，组织农户流转了一些土地用于发展花卉、蔬菜等产业，当时农户对这些都非常支持。但是，农业税取消后，国家还相应的给予了种粮补贴，这时候矛盾就出来了。”南川区大观镇宣传委员杨龙琼说，部分农户就要求参与分红，要收回土地等，如果对这些情况不了解，不熟悉，这些矛盾就很难化解掉。
而随着大量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剩下的劳动力能否承担起整个农村的脱贫致富？城市生产要素如何才能更大程度流入到农村？政府扶持发展农村事业的政策支撑平台如何搭建，农村单家独户生产与市场如何对接，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等问题均需要得到重视并予以解决。
市委党校的这名学者称，重庆倡导推行的“结穷亲”活动，不仅有利于发现并解决农村基层的一些矛盾，让政策制定更贴近民生，还有助于改善干群、密切党群关系，同时还为其他地方的“维稳”提供了经验。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腐败、就业、社会信任感的丧失等五大问题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
在稳定的环境中谋求发展，不仅是一个地方的需要，更是一个国家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时必须首要考虑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的‘结穷亲’活动，有着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市委办公厅一人士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