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重庆沙坪坝西永微电园区，惠普中国第二座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竣工投产，开启了重庆笔记本电脑的制造史。
这看上去就是一个传奇。
重庆，这个距离海岸线2000公里的内陆城市，一夜之间竟成了亚洲甚至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NB)基地。
12月1日，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宏碁与重庆市政府签约：在渝建立其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及其中国第二营运总部。这也是宏碁全球战略布局的唯一一个复合型基地。
半年前，宏碁开始与重庆市政府洽谈合作事宜，并多次派遣工作小组到重庆实地考察。经过审慎周详的评估，终于作出落户重庆的决定。
“未来2-3年内，我们准备将大部分笔记本的制造和运营放在重庆。”宏碁CEO兰奇表示。按照计划，宏碁重庆运营中心拟在1月启用，明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这是继惠普之后，又一全球笔记本电脑巨头布局重庆。两家企业在重庆的笔记本电脑初期产量合计将超过1亿台，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表示，这或将成就重庆在未来全球笔记本电脑产业版图中的霸主地位。
事实上，重庆已成全球IT业的钟情之地，紧随惠普、宏碁，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一批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已汇聚重庆，上百家配套企业亦蜂拥而至。
然而奇迹的是，笔记本电脑产业在重庆原本是空白。这个万亿的工业系统是如何在无中生有中快速开创的?重庆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和创新?
从惠普开始
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业故事，一切得从惠普开始。重庆市长黄奇帆已在多个场合披露了惠普前来重庆投资的细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重庆市政府在进行经济调研时发现，全球从原材料工业到装备工业，到一般消费品电子产业，市场几乎都萎缩了30%-40%，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
究其原因，原来是失业率暴增，很多人失业后在家玩电脑了。黄奇帆认为这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另一种“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消费就会转向购买廉价商品，而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
失业男人不涂口红，但他们玩起了价格并不高的笔记本电脑，窝在家里上网。这是一个商业机会。
重庆押宝笔记本电脑产业。招商的目光自然盯准了全球笔记本电脑老大惠普。此时，惠普正在全球选点增产，印度、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中国一些城市都进入候选名单。
而对于一个没有多少IT产业基础的内陆城市，重庆起初并没有引起惠普的兴趣。
2008年5月12日，黄奇帆一行六人启程前往美国，开启了对重庆而言那场有历史意义的谈判。
让惠普方面并没有料想到的是，重庆此次招商有一些不同寻常。在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时，黄奇帆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或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
黄奇帆建议惠普将增量放到重庆去。惠普随之抛出了物流问题。对此，黄奇帆显然是有备而去，“重庆是老工业基地，人才比较集中，我们有能力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
这个方案征服了惠普的老总。惠普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
从美国回到重庆之后，2009年2月，黄奇帆再次出发，目的地是台湾。他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
这一次，重庆方面再次抛出了与众不同的谈判思路。“我进他(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台整机。”黄奇帆说，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l500万台的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条件则是必须把零部件厂商带过来，零部件基地要搬过来。
这一提法立马吊起了郭台铭的胃口，当即就把十几个部室主任和四个副总裁一起叫来参与会谈。原本只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最后被延长至三个半小时，合作意向基本敲定。
2009年8月4日，重庆市政府在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先后与惠普、富士康科技集团签订重大项目落户协议。两大项目分别为“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它们实际是一个上下游组合项目，总投资30亿美元，落户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占地10平方公里，由富士康承接惠普的订单代工，生产面向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的笔记本电脑。
“母鸡带小鸡”
惊喜接踵而至。2009年12月26日，台湾笔记本电脑代工厂英业达应约而来，一座年产约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工厂落户重庆。
而富士康在重庆的大动作，也让全球笔记本电脑代工的第一品牌—广达有如芒刺在背，立刻组织了个五人小组考察团到重庆考察。经过艰难的谈判，2009年最后一天，重庆收到广达方面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广达正式表态：落子重庆。
几家龙头代工企业不可能独立生存，必须有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为其服务。于是，更多的配套商闻风而动，开始在重庆寻找着适合自己的落脚点。“这就好比母鸡过来了，小鸡必须要过来。”重庆璧山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部副部长杨罡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来自重庆市经信委的消息称，截至目前，该市已经招揽到全球300多家笔记本电脑零部件大型厂商中的一半落户，其中签订正式协议已有110户，投资总额257亿元人民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460亿元，另有70户已经签署意向性协议。
重庆市今年已完成40%的零部件本地化，按现有的进度，预计2011年就可以完成70%-80%的零部件本地化目标。
而另一个全球笔记本电脑巨头宏碁的进驻，毫无疑问地确立了重庆难以撼动的笔记本电脑产业聚集能力，更多的代工企业和零部件配套商将涌进重庆。
11月10日，宏碁已率领众多配套商抵渝，用三天时间完成了首轮商机考察。重庆官方至今尚未批露来渝参加考察的宏碁代工商和配套商名单。但重庆市知情人士称，该考察团不乏仁宝、纬创等代工巨头的身影。
宏碁称将投资1.5亿美元在重庆设运营中心。宏碁CEO兰奇称之所以选择落户重庆，“是因为它提供充足的扩张空间，还有稳定的劳力供应，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用工短缺。它同时也与欧洲和中国南部有很好的交通设施。”
“宏碁在重庆基地的最初年产能将达4000万台。”重庆市经信委负责人称，以笔记本电脑行业20%的增长率计算，至2015年，乐观估计该公司在渝的出货量将达到1亿台左右。
以上负责人还表示，如果惠普在渝基地能顺应当地政府期望，在2015年达到8000万到1亿台的产能，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时，重庆市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将有望增至2亿台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
据测算，年产1亿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产值大致可达到万亿元人民币，这将超过重庆市现有的工业总产值。
黄奇帆认为，目前中国年产笔记本9000万台，但基本都在沿海地区生产，重庆突破在内地没有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格局后，亦有利于平衡该产业在东西部的差距。
那么，重庆如何承接笔记本电脑巨型项目?该市已规划打造“一区十园七基地”笔记本电脑产业配套体系及产业集群。
一区是指整机装配区，以西永微电子园为主体，发展整机、显示器、连接线、芯片等产品;十园则是专业配套园区，例如外围设备产业园、显示产业园等，分别位于江北区等10个区县;七基地全是原材料供应基地，其中包括南川的铝材供应基地、綦江园区的铜材供应基地、万盛的镁材供应基地、晏家工业园的钢铁供应基地等。
模式创新
重庆能把惠普、宏碁、富士康等IT巨头成功拉来投资，黄奇帆将其归功于模式的胜利，这个模式他称之为“垂直整合一体化”。
这是重庆市政府抛出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仅仅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在黄奇帆看来，过去的笔记本电脑生产是水平分工模式，电脑厂商搞设计、销售，台湾代工厂商搞整机组装，东南亚、中国沿海做零件制造，因此需要把加工点设在沿海以方便运输。
但这种原料和销售“两头在外”的传统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黄奇帆表示，重庆地处内陆，四面环山，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模式，不管其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税收政策多么优惠，进项物流成本在该模式下肯定比不过沿海地区。
重庆要发展笔记本电脑产业，须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一个笔记本电脑有一千多个零部件，如果实现本地化就没有航空运费，几乎等于零距离。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黄奇帆说，重庆“笔电”基地是整机加零部件的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
另一方面，重庆市则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重庆正在打造连接“一江(长江)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性商业中转枢纽。
这是一场经过精心谋划的战役。为与世界主要航空枢纽机场跑道规格接轨，重庆江北机场将第二跑道在原设计基础上增加了400米，使得波音747-400型货机可以从重庆不经停满载飞往欧美地区。“因为一次重大项目的引进推动基础设施设计的改变，这在重庆还是第一次。”沐华平说。
同时，铁道部已批准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运时缩短一半，货物运抵欧洲比从长三角出发还快两天，且运费相当。
此外，欧亚大陆桥南线的打通是重庆的另一筹码。这条线是重庆到新疆，然后通过新疆到阿拉山口，再到欧洲。在铁道部和海关总署支持下，该线由中铁集装箱公司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联营。目前三国海关已签署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
现在从重庆到欧洲坐火车只要12天。而目前从上海走海运去欧洲，大约需36天。从这个意义上看，重庆反而比沿海离欧洲更近。
毋庸置疑，重庆创新了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分析人士认为，这很大程度亦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
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中国海关还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实现了“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让内陆保税港区和沿海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重庆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当地，也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离岸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
“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做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会带来100多亿GDP和效益。”黄奇帆表示，今后两年争取再吸引两三家企业增加结算业务，使重庆形成约3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全国有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重庆结算量就占到1/3，将真正成为我国内陆的国际结算中心”。
在黄奇帆看来，创新的模式让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此时，高端研发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这里时，附加值高端也有了。
他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输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黄奇帆坚信重庆的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按照这个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