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故事的开端是政府用了7年时间加大投入三农。2003年成都地方财政的三农支出仅10亿元人民币，2009年这一数字达192.3亿元，6年间累计投入594.8亿元。2004年成都城乡人均在教育、卫生和社保等方面公共服务投入的差距是1542.8元，2009年已缩小到136.2元，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差不多找平了。
这是政府的很大的成绩，但这也是政府应尽之责，不必表扬。共和国成立60多年了，中国公民一直被城乡二元化所割裂，城乡差别一直撕咬着中国社会的公平。如今成都政府正在自掏腰包消除这种割裂，这是纠错，是回归，是反哺。反哺就是孝顺，孝顺还应表扬吗？
说是反哺，但欠账60年了，哪个政府能还得起？有啊，许多地方政府都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近十来年，各地政府都找到了诀窍，就是土地资本化，农地非农化，政府获得征地差价，以及近年对增减挂钩置换土地收益的截留这就是土地财政。这不是秘密，是经验，是模式。但却被批评为以城市化为名圈地，更进一步地剥夺农民，街道铺平了，农民上楼了，但老窝被刨了，土地改姓了。于是，鸡飞狗跳，上访自焚。
如果说官员都是坏蛋，为了政绩，为政府财政聚集资金，甚至为了通过征地而自肥，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坏人有，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出于公心的，是试图发展经济提携农村的。然而做好事也得守规矩，此间最大的规矩是《宪法》，土地和宅基地是农民集体所有。
正当众多官员坏规矩时，成都出故事了。成都的做法是：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为城乡户籍统一和城乡居民自由迁徙提供了基础保障；而政府提供的基础保障，不以农民进城以及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等财产权为前提；农民如何置换自己的财产由农民做主，政府闪开。
实际上，如此做法成都政府也是有担心的，即城市承载能力。具体有两点，一是住房保障体系的承载力，二是大量人群对教育和名校的需求压力。成都官员说，“大不了到时候转移支付”成都政府还是要把压力自己扛。在现今维稳的气氛下，官员能承担风险自掏腰包奋勇前行，此乃一勇。
这样，有了政府财政投入搭建的保障框架，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市场调节了：农人要算进城的成本账，在对成都12855名农民工和农人的调查中，超过60％“不愿放弃农村资产进入城镇”；土地置换的溢价不再补政府，掌握在农民手里效率更高；有农民进城卖地，也有城里资本下乡，资本的双向流通都通过市场，是金融资本、土地、人力技术等各种要素通过市场选择和对价实现的；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农人这辈子进不了城也许下辈子会进，而这与当期的政绩无关，这就要求官员有大局观和历史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