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6日，悠扬的钟声在香港联交所久久回响，仿佛在为刚刚挂牌上市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未来之路画上一个又一个铿锵的音符。
重庆农商行被誉为国内农村商业银行和区域银行的一匹黑马——成立才两年半，谋划上市不到一年，竟然超越很多规模大、起步早的同行，率先登陆国际资本市场。
重庆农商行创下了一系列“第一”——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农商行、香港市场第一家内地上市的农商行和区域性银行、中西部地区第一家上市银行……
重庆农商行创造了我国金融史上的一连串奇迹——从改革前的2003年到挂牌上市的2010年，7年内资本金扩大35倍，存款余额增长7倍多，贷款余额提高4倍以上，净利润增长近百倍，资本充足率从-7.09%猛增至10.93%，不良贷款额下降83.33%，不良贷款率从近50%剧降至2.06%，拨备覆盖率、拨备充足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指标均极大改善。
重庆农商行树立起了新时期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典范——在将729个乡镇级法人统一为1个省市级法人之后，不但法人治理结构得到根本性完善、综合经营实力显著增强、内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而且服务“三农”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2010年11月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达4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1%，比2008年6月成立时增加192亿元，增幅65%，涉农贷款居全市第一，充分体现出改制成效。
重庆农商行的成功上市，验证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正确思路，凝聚着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智慧和决心，承载着重庆三千万农民的期盼与重托。
世纪难题 “主力军”蹒跚前行
有着60多年历史的农村信用社，曾是各地政府乃至中央决策层的一块心病。
我国自1993年启动金融体制改革以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量撤并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上收贷款权限。到2000年前后，农信社被动地出现在了坚守乡镇、服务“三农”的“主力军”位置。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先天“合作性”缺失、历史包袱沉重、风险资产过多以及“三会”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再加上规模小、业务单一、服务功能不全、金融创新滞后等问题，各地农信社不但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难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甚至连自身生存发展都面临重大危机。
2000年，重庆市政府为规范管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行业协会性质的重庆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但由于机制没有根本改变，重庆农信社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全市700多家乡镇信用社、39家区县联社和1家市联社，每家都是独立经营的独立法人，实际上就处于700多家法人并存、三级法人体制并存的混乱状态，必然形成法人管法人、产权混乱、管理混乱的格局。
2002年下半年，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对重庆农村信用社进行了一番摸底调研，实际情况之糟糕，令人倒吸一口冷气：“市联社管理的39个区县的700多家乡镇农村信用社，总资本金加起来只有2亿多元，资不抵债额高达47.7亿元，资本充足率是-7.09%，不良资产率近50%。当时300亿元贷款余额，就有近150亿元的不良资产，换言之，之前放贷出去的钱近一半成了坏账。”
如何让农信社焕发新生，真正发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成了摆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面前的重大命题。
科学决策 “三步走”步步精彩
在重庆农商行的改革历程上，200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发布《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提出要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8个省市进行试点。
“重庆市农信社本来不在改革试点之列，后来之所以能‘挤’进去，一方面是因为前期进行了一些改革，有一定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努力和争取。”说起这段历史，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深有感触。
重庆“挤”进改革试点的一个重要筹码，就是黄奇帆主导确定的“三步推进”战略。
在重庆市政府于2003年7月11日报送国务院的《关于请求将我市农村信用社列为全国改革试点单位的请示》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为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我市成立了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为组长、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重庆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2002年进行全面审计和2003年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组织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确定了我市农村信用社三步推进的总体方案：第一步，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进行县级联社统一法人改革方案；第二步，市县两级联社建立资产纽带关系，市联社对县联社参股控股；第三步，在2-3年内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资产质量，把我市农村信用社转制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
正是这个“三步推进”战略，为重庆农信社赢来了改革发展的宝贵契机。
当时为了支持农信社改革试点，中央出台了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是优惠政策并不能仅凭批准为试点单位就顺手而得，而是要与试点省市信用社转换机制相结合，从而达到“花钱要买新机制”和“扶持政策要与实施改革的效果紧密挂钩”的作用。
重庆当时面临两种资金支持政策的选择，一个选择是实际资不抵债额50%、合计24亿元的低息再贷款。这种选择的好处是不用怎么努力也能把钱拿到，不足之处是贷款终究要归还，对促进农信社发展益处有限。另一个选择是24亿元的票据贴现——先把24亿元坏账划到央行保管，如果两年时间里重庆农信社达到改革试点预期目标，就可以用24亿元票据到央行换回24亿元现金。条件是两年后不良贷款降低50%，资本充足率达到4%。
经过反复权衡，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不做懒汉，毅然选择了更有挑战性的第二种方案。
重庆农信社改革随即按照既定的“三步推进”战略稳步展开。
——不到一年，重庆市直接取消了729个乡镇级农信社的法人地位，成立了39个区县级法人，729个乡镇农信社变成区县农信社的分支机构。这个体制的转变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管理体制改革。
——两年内，通过政策支持、追债、利润冲抵和以土地换坏账等手段多管齐下，全市农信社不良贷款降低了50%，资本充足率达到了4%，消化了24亿元历史包袱。
——四年内，按照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制度重新募集股金并经过数次增资扩股，全市农信社资本金从2000年的2亿多元，发展到2007年的16亿元，并通过政府和人民银行的帮助，把150亿元坏账中最严重的50亿元第五级坏账处理掉，资产质量大为提高。
实施“三步推进”战略的成果是显著的：到2007年，重庆市农信社各项存款净增514亿元，累计实现利润20.5亿元，分别是4年前的2.5倍和3.7倍，相当于再造了两个重庆农信社。
果断推进农商行闪电挂牌
农信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成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6年9月18日，市委宣布调整农信社市联社领导班子，我任理事长。19日搬家到这个地方，20日我收拾了一下东西，21日就去北京，开始启动农商行的组建。”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算了一下，重庆农商行从启动到挂牌成立实际上花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
重庆农商行顺利挂牌，得益于政策大背景——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314”总体部署，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组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助推城乡统筹发展，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形成了共识。
“成立省一级的农商行，是全国很多省市向往的事情。包括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这些比较发达的地方都在不断争取。重庆能够争取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刘建忠认为，正是因为有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个大背景，银监会才能顺理成章地支持重庆根据自身改革的特殊情况走出一条新路，使重庆农信社有可能从40个法人合并为统一法人的农商行。
重庆农商行顺利挂牌，同样离不开“三管齐下”战略的贯彻实施——组建农商行有两个关键指标，一是不良贷款率必须到15%以下，二是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而直到2007年6月末，重庆农信社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1.9%，资本充足率也刚过4%的红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奇帆提出“整体谋划、全市统一、创造条件、一步到位”，组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如何成为现实？“三管齐下”、“龙虾三吃”等黄奇帆运用娴熟的重组手段再次显示出威力。
——2007年启动的增资扩股，将重庆农信社的注册资本金从16亿元增加到60亿元。
——在增资扩股过程中，8.4万户新老股东都要每股额外支付0.6元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资金。这一创造性举措化解了重庆农信社36亿元不良资产。当时，对于是先剥离不良资产再增资扩股还是剥离不良资产与增资扩股同步进行，各部门曾经有过不同意见。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相关部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这一创举最终得以成行。
——通过市政府出资帮助消化10亿元、农信社自身每年拿利润冲销10亿元，加上清收盘活约15亿元，将重庆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再降到10亿元左右。
到2008年4月末，重庆农信社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至13%以内，资本充足率达到了8%以上。
2008年6月29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举行授牌仪式。重庆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我国西部首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国内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由此诞生。
在成立大会上，黄奇帆对重庆农商行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四点硬性要求：一是要始终坚持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保证80%以上的贷款投向“三农”和县域经济；二是要遵循商业银行的游戏规则，进一步完善管理模式和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争取3年后不良贷款率降至7%甚至5%以下；三是要按照建设城乡统筹试验区的要求，积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探索新的农贷方式；四是要在做大做强本地业务的基础上，积极走出重庆。“无论牌子怎么变，你们始终姓‘农’，不能因为改制成商业银行而弃乡回城。”
黑马突围上市之路不平坦
挂牌成立不到两个月，黄奇帆就盯上了下一个目标——推进重庆农商行股票上市。
2008年8月19日，在重庆农商行2008年第一次行务会上，黄奇帆提出，重庆农商行要严格遵循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则，提高运行质量。“2012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应超过2000亿元，贷款余额应超过1500亿元，净利润应超过20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至2%，具备2012年上市的基本条件。”
截至2008年7月末，重庆农商行的存款余额在全市首家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89.5亿元，较年初新增126.9亿元，总规模和新增额继续保持全市首位；贷款余额681.9亿元，较年初新增41.1亿元；实现账面利润13.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7%。
“当时的重庆农商行虽然经营状况已大为改善，但离这个要求还有比较大的距离。”重庆市国资委负责联系金融企业的副主任林军回忆道，黄奇帆这么快就提出农商行要上市，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
要实现上市目标，重庆农商行除了要在短期内大幅提高经营业绩，还必须越过一系列其他障碍。
股东人数问题就是一个拦路虎。根据证券法和新公司法，在国内A股发行上市的公司，发行前股东人数不得超过200人，而由原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改制而来的重庆农商行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
截至2008年5月29日的工商资料显示，重庆农商行成立前夕共拥有包括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177家法人股东和84618户自然人股东。想要在短期内达到“200人”的监管红线，难度极大。
最大的障碍也随之而来——2008年9月，中国证监会暂停了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上市审核工作。
国内上市此路不通，迅速转向成为必然选择。2010年2月22日，重庆农商行股东大会通过了年内在香港IPO发行20亿股H股的方案。
“决定要上市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资产评估、产权清晰、尽职调查等等，最关键的是要获得财政部、银监会的批准，并拿到证监会同意香港上市的‘小路条’。”林军记得，她和崔坚在短短9个月内十多次跑北京，在相关部委的超常规支持下，终于在最后一刻开亮了所有绿灯。
12月8日，重庆农商行圆满完成全球路演，结束了公开认购，确定以5.25港元定价发行。以发行21.86亿股股票计算，重庆农商行此番融资额高达115亿港元。
重庆农商行能获得全球投资者的如此青睐，源自其足以傲人的不凡业绩——截至上市前夕，重庆农商行存款已突破2000亿元，今年实现净利润超过30亿元也毫无悬念，此两项均提前两年实现了当初黄奇帆提出2012年上市时所设定的目标。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经历一番脱胎换骨式的改革，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重庆农商行犹如巨轮起航、划开波浪，正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