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签订于2008年9月9日的《劳务协议》，将近来的残障奴工事件指向四川省渠县。在这条布满血泪的黑色利益链条的终端，是一个名叫曾令全的人，和他的“渠县残疾人自强队”。
这份实质等同于“人口贩卖”的协议显示：甲方石材厂“雇用”乙方曾令全“县残疾人自强队”5名“队员”，付给“残疾人自强队”的费用为每人每月500元。
据清查石材厂的警方介绍，5名“队员”均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或精神残障，其工作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且长期遭受非法拘禁、打骂虐待等非人待遇。
奴工事件一经曝光，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当晚，“残疾人自强队”实际控制人曾令全被渠县警方刑拘；次日下午，曾令全的妻子李素琼亦被警方控制。在随后发布的仅200字的声明中，渠县官方强调：“渠县收养所 （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系渠县农民曾令全个人行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渠县官方亦反复强调，曾令全所谓的“渠县乞丐收养所”和“残疾人自强队”没有得到任何审批，纯属个人行为，属于非法组织，政府对此一无所知，并于12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罪名将曾令全正式批捕。
曾令全的家人对这份声明表示强烈不满，曾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多份当地政府官员慰问照片、当地媒体正面报道、政府盖章证明和民政局批复文件等多项证据，证明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自成立以来的15年间，一直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甚至支持。
南方周末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事实上，正是在当地政府赋予的“慈善”光环下，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逐步形成“收容残障人士——进行初步劳动技能培训——以佣工方式贩卖牟利”的经营模式，而当地民政机构与个别腐败官员深度参与其中。15年来，“自强队”通过残忍暴力手段奴役控制大量残障人甚至正常人，剥夺其人身自由，实施非法强制劳动。
一个渠县农民，是怎样建立起他的奴工队伍，其间助力与推手来自何方？而在最终伏法之前，曾令全又是借助什么力量多次逃脱法网？
光环
在1996年之前，曾令全还只是一个不太成功的生猪养殖户。他拥有一个小型的猪场，由于习惯在卖猪前把猪“撑饱”，同村的屠户从来不愿收他的猪。
1996年元月，曾令全偶然碰到了捡食垃圾的智障流浪汉李兵。正缺帮手的曾令全将李兵带回家做了小工。其后数月，他又陆续收留了两名智障人。
在后来他写的一份《关于创办私立乞丐儿收养所为社会献爱心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最初的动因：“这几年我经常在街头看见一些乞丐小子，衣不遮体，赤裸于街头，吃喝残汤剩水，霉烂水果，既十分可怜，又十分可恶……”
曾的妹妹曾令菊回忆，最初家人都不能接受曾带回家的智障人，但在曾令全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训练后，三个人居然干完了猪场的全部事情。不久，“农民收养乞丐”的消息传开，引起了渠县政府的兴趣。
位于四川东部山区的渠县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农业县，经济薄弱，大量家庭无力照顾的残障人长期流落街头，以捡拾垃圾乞讨为生。时任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称，对于这些“又脏又臭，好吃懒做”的乞丐，县政府惟一的对策就是：一遇检查，就拉一车送到邻县去，而邻县遇到检查又拉一车送到渠县来。
曾令全的出现恰逢其时。短短数月，渠县各级官员先后七次去曾家考察。1996年11月15日，时任渠县县委书记张家林与县人大主任熊克志，在区委书记熊忠华及民政局局长刘福全陪同下亲赴曾家。
看见三名曾经流落街头蓬头垢面的“讨口子”在曾家衣容整洁地养猪干活，“自食其力”，县委书记张家林兴奋不已，盛赞“我们国家官员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小曾做到了！”并在渠县党员大会上号召向曾令全学习。
渠县开始宣传曾令全的事迹。《四川日报》以“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为题，做了报道。报道称，“民政部门对于曾令全收留乞讨者的方式很感兴趣，认为曾令全的做法为解决乞讨者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自此，曾令全收养使用智障流浪汉的行为，被戴上了“慈善”的光环。此后，这个光环一直被曾令全牢牢地抓在手里。政府的宣传表扬，让曾令全踌躇满志。1996年底他写申请雄心勃勃地表示，将变卖房屋投入所有资金创办一所乞丐儿收养所，扩大10倍的养猪规模，“力争明年内把渠县的乞丐儿（除了严重疾病的）统统都管起来。”
在渠县政府允诺拨款15000元之后，“扩大10倍”的养猪场迅速建立起来，但这却成了曾令全的灾难——市场的变幻使他的生猪生意大亏，而猪场的大批残障人成了负担。
在后来的一份关于残疾人自强队的自述中，曾令全称自己养猪“入不敷出，痛定思痛，自1999年始，带领队员外出务工。求得一些工头、老板的同情，施展仁爱之心，让他们打打下手，干干杂活，自己养活自己”。
这正是曾令全的奴工生意的开端。无论其本人最初有意或无意，这一意外之举正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贪欲的驱使、监管的缺失与当地民政机构的主动参与之下，其后事态的发展加速滑向犯罪的方向。
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曾令全发现，他找到了一条比养猪更旱涝保收的经营之道。他带着这些智障人，从渠县周边打零工开始，一直走出渠县前往省外。就是在1999年，他给自己的队伍取了一个名字：“残疾人自强队”。
合谋
2000年，渠县首次对“残疾人自强队”做出官方认定。县民政局将“渠县私立残疾人收养中心”隶属于渠县收容遣送站管辖，定名为“渠县收容遣送站渠西教育场”。此时，“自强队”共收养智障工人16名。
奇怪的是，对于官方承认，曾令全却向达州市政府、四川省政府、中国残联等处写信上访，信件内容显示，曾认为“隶属于收容遣送站，定名‘遣送站的教育场’改变了其个人自筹自办公益事业的性质”。
在被警方拘捕前，曾的妻子李素琼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她解释，其中曲折在于，官方收容站眼红曾令全的盈利前景，试图以隶属的方式合作，曾当然不愿意。
李素琼回忆，渠县收容遣送站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在位于水口乡太平寨的麻风病医院原址上建立了一个官办收容基地，准备同样进行“劳务输出”。收容站站长刘定明还曾提出让曾令全去管理，月工资1000元，但遭到曾令全拒绝。
为此，收容站以没有户口为名突袭曾家，将“已经培训好，可以打工”的智障残疾人全部拉走。而曾令全申办合法“自办公益事业”的申请也被搁置。
时任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曾家这一说法，称当时确有收容站一位股长多次找曾谈合办，“目的说穿了就是想得到好处”。但不愿被官方合并的曾令全为此四处申诉。而据曾令全的父亲曾永明回忆，这位股长就是收容基地运送股股长杨军义。最新消息称，杨军义目前已被渠县警方刑拘，而收容站站长也被停职。
在“收容站突袭曾家拉走全部工人”后，曾令全终于妥协。“残疾人自强队”与渠县收容遣送站的合作自此达成。双方的合作模式为：收容站将残障人士送到曾令全处实施“培训”，然后外派务工，所得收入与收容站分成，具体比例目前仍然不详。此外，收容站在接到生意但人手不够时，也会向隶属曾的工人派工。曾家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的一份签订于2006年的劳务协议显示，运送股股长杨军义与曾令全协定：杨从曾处带走3名智障工人，按每月1000元给付工资。双方的合作在2006年经历了第一次危机。曾令全的父亲曾永明回忆，2006年在湖南耒阳，派驻湖南的务工负责人罗政（曾的妹夫） 打死一名流浪汉被抓捕判刑，警方调查牵扯出了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
但出了人命的耒阳案并未影响曾令全的“慈善事业”，曾只是出去躲了一下。时任渠县城北派出所民警、现任渠县临巴镇派出所所长王斌解释：耒阳警方发了协查通报，但渠县警方“找不到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2006年4月，几乎在湖南耒阳案判决的同时，成功“避险”的曾令全居然顺利拿到了一份政府认可文件：渠县渠江镇民政办批复同意“残疾人自强队”改名为“渠县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在这份《渠江镇民政办关于成立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批复》的文件中，渠江镇仍然对曾令全的“事业”充满了期望，鼓励曾令全“为促进我镇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冠名“渠县”之后的“残疾人自强队”自此进入高速发展，曾令全给渠县政府的一份申请文件显示，在2006年，“自强队”已先后收养137人。而在湖南被判刑的罗政则向警方交代称，此时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已有数百人的规模。
疯狂
2007年，通过村委会的牵线，曾令全买下了村小学，陆续投资二十多万装修，改建为培教基地。基地内外贴上“八荣八耻”等各种口号标语，大门口则悬挂残疾人自强队和乞丐收养所的牌子。基地办公室内悬挂大幅组织结构图：董事长为时任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曾令全自任负责人。
此外，他主动联系几名“自强队员”的家人来接人回家。其中南充蓬溪县徐家镇三村村民何仕华家的“傻儿子”走丢十多天，突然接到电话称在渠县。何仕华夫妇找到了曾，在给了300元生活费和一幅锦旗后接走了儿子。那幅“救助弱势群体，倍感温馨如家”的锦旗被高高悬挂在了曾令全的办公室里。
曾令全志得意满地宣称，经过不懈努力，自强队已初具规模。“全队设有八个工作组，经过本队精心培教达到自食其力的已在北京、天津、深圳等大城市务工。”曾所言不虚，就在12月17日下午，四川渠县的调查组还在北京市南郊亦庄的一个大型工地和房山稻田村的一个工地上，解救了总共11名来自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残障工人。
曾令全称自己的自强队创办之初，就秉承“服务大众，为民办实事”的观念，收留的成员主要是智障乞丐、精神病患者和父母送来的好吃懒做、装疯卖傻之辈。
但事实上，此时的曾令全已近乎疯狂。其工人来源也更加复杂。除了来自救助站，曾令全还打招呼以100－300元的价格向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直接收购。
据一位三轮师傅称，除了女性和残疾不能劳动者，曾令全规定了三不要：吃屎的（精神病）不要，见人就脱衣服的不要，打了不肯干活的也不要。
曾令全自己也经常骑着一辆刷有“自强”和“救助”字样的摩托车去各村搜寻可以劳动的智障人和单身汉，以打工为名或骗或强行拉到培教基地，送到外地打工。
培教基地拉人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曾经一位附近村民从路边走过，因为穿着破烂，基地的几个人喊了一声“疯子”，就拉他进门。幸亏附近认识的村民看见后阻止。曾有人举报李馥乡砖厂与培教基地合伙虐待智障工人，民政局来人将砖厂的残疾人一车都拉走了。警方也介入调查，砖厂老板进去十几天就出来了，曾令全依然安然无恙。负责调查此案的现临巴镇派出所所长王斌称，当时专门咨询过，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是否合法。得到的答复是：私人无权收置残疾人，应该属于非法，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对此，一位知情的公安人士称，当时县上正对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大力扶持，没法查。也有村民将无力照顾的家人送过来。青龙乡双凤村九社的精神病人李福国在家里发病打断了父亲的手，其父母听说曾收养残疾人，民政局发了执照，就将儿子送了过来。按照曾令全的要求写了委托书在乡政府盖了章。委托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订立生死合同：“出现任何意外都不追究曾令全的责任”。
李福国不久就被曾令全送到外地打工。去年春节回来，曾令全突然找到李的父母称，没有工作做了，养不起要把李送回来。李母向其求情答应将家里每月240元的政府特困补助给曾一半，才将其留在了曾处。一个月后，又被送出务工，从此再无音讯。
落幕
在对外宣传中，曾令全宣称他摸索了一套对残障尤其是智障人士的科学管理培训体系，包括思想教育、军训、跑步、干活等等。但在其曾经的管理人员罗天汉看来，这个体系的核心只有一条：不干活就打。
罗天汉在2005年左右帮曾令全管过7天的工人。“曾令全的心太狠了。”回忆起那7天时间他说。
曾令全主要的教育方法就是用电线折起来打屁股，对于刚刚收来的人，一般先打一顿，打得血肉模糊，坐都坐不住。边打还边问，想吃饱吗？另一种就是电棒直接打，大多数的殴打在晚上收工之后，根据白天干活的情况判断谁该被打。
智障人通常六七个人被编为一个班，选智力情况较好的当班长，主要的职责是监督干活情况，晚上向曾令全汇报谁偷懒，曾令全就打谁。有时候曾心情不好不想动手，就让班长打。
罗天汉帮着看管了7天，觉得太残忍就不干了。他曾经劝儿子不要参加，但儿子不听，结果三个月后就出事了。他的儿子就是在湖南被判刑的罗政。
这些年，村民们经常听到被打奴工的呼号，去年，还目睹了一位光着上身全身血淋淋的男子从培教基地逃出，又被曾家捉回去。曾令全的经营模式还类似加盟店。他是庄主，控制所有的工人。例如罗政这样的“管理员”愿意带人出省务工，就跟他签协议，交押金，工钱分成。
据曾永明介绍，曾令全至少有十多个管理员。带人出去前一般交八千到一万元押金。每年春节结账。所有的工资四六分成，曾令全占四，管理员占六。曾永明回忆：年终给管理员分成一般达到六七十万元。
曾令全的妹妹曾令菊说，年终还根据绩效发奖金。所谓绩效就是工作的时间。一个月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正常出工就算效益良好，会有800到1000元的奖金。
而工人的全部工资都要打入曾令全的账户，在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劳工中，绝大多数表示“没有在年底领到过钱”，只有一个人说，曾令全给过他2000块。
与残酷的经营模式同时进行的，是曾令全慈善光环的不断加强。曾家人回忆，2009年、2010年两年春节，渠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有荣都和民政局干部带着大米、衣被到培教基地视察慰问。在数年之间，培教基地已经成了渠县民政系统的一个慈善典范。从那一年开始，曾令全接连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执委。
2009年，已退休的原人大主任熊克志也被统战部副部长张有荣约着到培教基地慰问。退休多年的熊很是惊讶，没想到残疾人收养所竟然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了。
熊克志提了两个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残疾人是否享受到了与正常人同等的人权；另外这些残疾人挣的钱是否真的用在了这些残疾人身上。“做善事和打着善事的牌子去敛财是两码事。”熊提醒说。
曾解释，一部分收入拿来养活他们，剩余的钱存起来，一是转户口买保险，二是存起来以后发还本人。除了户口，曾令全还给残障人办了低保，每月有两百多元补助。曾当时还拿出办的户口给熊看，熊问是怎么办到的，曾回答：“熊叔叔，这你就不要问了”。
在罪行终于曝光后，媒体记者云集曾家和渠县幸福坝村。多年来耳闻目睹诸多罪恶的村民们终于找到了“倾诉对象”。“我们一直在等一场运动，”一个老村民说，“曾家挂的是残疾人收养所，是他们在收养残疾人，还是残疾人在养他们？他们吃的是残疾人的肉，喝的是残疾人的血！
原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说，2009年春节他在基地向曾提的那两个问题，与其说是说给曾令全的，不如说是提给当时那些在场官员的，“可惜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到他一个人身上，可能吗？”熊克志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