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推进、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未来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统筹研究解决好农民工问题。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力促增收惠民生，着眼统筹添活力。关爱新生代农民工，就要急他们所急，切实解决其面临的种种难题。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各用工企业要尊重其主体意识，提供与劳动匹配的薪酬待遇，根据其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娱乐休闲服务；对他们关心的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难题，各地政府当通过各项改革，推出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使其逐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逐步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
工作期待相同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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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侯亿存只有19岁，来自河北省曲阳县。侯亿存说自己成绩不好，又向往外面的世界，高一没读完，就出去打工。现在北京干快递。每天骑着载满包裹的电动车奔波在大街小巷，侯亿存说：“这一行自由啊，而且每天接触不同的人，能学到不少东西。”
像侯亿存一样，怀揣梦想来到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是一群从农村走出的“80后”、“90后”；他们，大多怀揣着一个城市梦，希望在这里实现人生价值；他们，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逐渐褪去乡村气息，从外表到思维都和城里年轻人无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实际上，这些劳动者和千万存在于这个偌大城市里的普通职员，在生活感觉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上班干活，下班休息。可是人们总是喜欢把农民工剥离开，似乎他们和城市的劳动者不在一个平台上。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俊九认为，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广东采取积分制落户的经验很好。”张俊九介绍说，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
每周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外出农民工占89.8%
维权渴望得到法律保护
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广东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月薪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了维权意识。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农民工维权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他们的维权意识比过去普遍有所增强，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敢于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几年，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拖欠工资状况有所改善，但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外出农民工占89.8%。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仍然较低，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农民工不仅从事着城镇大多数的“苦、脏、累、险”工作，而且一些高危行业和污染企业劳动条件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全国政协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建议，“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首先是要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结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规范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其次，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张鸣起特别强调，工会要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工会要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
51.1%的外出农民工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
培训要“饭碗”更要有发展
三年前来到深圳龙岗打工的河南小伙子小孙，到现在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他在手袋厂是一线普工，工作太苦太累收入低，更关键的是没什么发展前途，自己想寻找发展前景好点的职业，但是觉得比较难。在一片经济回暖和用工短缺声中，小孙感到很迷失。
据了解，像河南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外出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较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
小孙很希望能够在企业边培训边就业，这样很有针对性，可以按所需来学。用工单位以长远眼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在岗培训，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减少工伤事故、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推动企业发展，还可以使农民工在学好技术、增长本领的同时，在人格上得到尊重、在素质上得到提升，物质和精神获得“双丰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王晓龙认为，提高农民职业技能，这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要任务，把培训的位置前移，在农民工还没有走出农村时进行培训，可以使他们在到城市之前就能掌握一技之长，掌握了一技之长后到了城市就容易就业，再掌握更多的技能，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王晓龙说，国家要在对农村的投入中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或者依托社会力量，鼓励培训机构走进农村，实现培训和职业介绍对接。
相对于薪水，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的是精神上的关爱
文化关爱重“薪”更重“心”
80后的小李到浙江温州打工没多久，一来没钱二来没闲，哪有什么娱乐活动。小李说，有些老乡因为没什么娱乐活动，空闲时间就聚到江滨路某偏僻处打扑克赌钱，有些人甚至把一天赚的钱都输光了。
文化需求是人的较高层次需求，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年代，当他们的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就显得非常突出和迫切。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意识和消费能力往往不强；另外，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是造成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单调的主要原因。
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其存在的消极面也很容易给年龄较小、涉世不深的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带来影响。需要积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引导，指导他们科学合理地利用网络。同时，作为企业，应该进一步增加文化活动设施，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贾艳敏表示，相对于薪水，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更欠缺的是精神上的关爱。关爱重“薪”更重“心”。在让新生代农民工的腰包鼓起来的同时，更要让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起来。这才是他们眼下急需的、真正的人文关怀。让人欣喜的是，不少地区已陆续开展社会文化资源向农民工倾斜的积极尝试：北京出现了第一家为民工放电影的影院，还推出了首届进城务工青年文学奖评选活动；河北石家庄开办了“民工图书馆”；浙江部分地区为农民工颁发可以免费参加文化、教育、体育、音乐等各项培训的“文化绿卡”……这些都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