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陕西省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十二五”期间，陕西省要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记者获悉，不仅我省提出了这一计划，江苏、广东、山西、湖南、山东等十余个省市均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对于这一计划，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组首席研究员刘金贺指出：“倍增计划”面临民营企业关、垄 断企业关、物价关等三大难关。而位于内陆的陕西跟东南沿海省份相比，难度显得更大。
现状
收入分配制度缺陷贫富两极分化严重
刘金贺说，其实我国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从日本学来的。“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二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刘金贺称，客观条件上，我国在整体经济实力上已具备了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的条件，GDP多年来高速增长，但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已经使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因此，政府有责任让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刘金贺说，2010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提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实施的路径上提出，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5年左右就可实现收入倍增。
难点
做到收入倍增面临三道难关
刘金贺表示，同日本的“倍增计划”实施条件相比，我国尚面临民营企业关、垄断企业关、物价关等三大难关。
民营企业不愿涨
民营企业涨工资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企业老板的手中，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目前执行得并不理想，民营企业很容易以效益不好为借口，拒绝实施政府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至于外商投资企业，给员工涨工资，难度也很高。
垄断行业放开涨
垄断企业也是影响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关。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很多，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垄断企业若执行工资倍增计划，容易用足用活政策，也许会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
物价跟着涨
物价上涨也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伴随收入倍增，有可能产生物价也在“倍增”，事实上将抵消工资倍增计划的效应。即使大部分人实现了工资倍增，如果衣食住行的基本物价得不到有效控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建议
从“最低收入倍增”到“全民收入倍增”
刘金贺称，我国一些省份即将实施的“收入倍增计划”，很容易成为“最低收入倍增”计划，难以做到“全民收入倍增”。要想做到“全民收入倍增”，需要从分配制度上遏制两极分化趋势。
“在发展理念上，政府层面必须由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向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目标转变，抛弃现在的唯GDP的发展理念。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从制度上遏制两极分化趋势。”刘金贺说。
刘金贺还建议，在公共品提供上，需要加大公共品投资比重，增加国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还要改善各类非国有经济体的发展空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居民收入倍增的根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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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9个省市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2010年2月份江苏省上调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开始，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经有29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24%。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组首席研究员刘金贺分析，生活成本上涨、劳资纠纷以及政策变化都成为推动最低工资上调的原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对我国的制造业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比较有限，而未来最低工资上调将持续。
刘金贺称，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会以更快速度增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会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重要发展目标。“扭转目前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单纯依靠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必须要实现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较平均水平更快增长，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强劲回暖，给了各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信心。”刘金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