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沿海奋斗到返乡创业 中国农民工离开土地寻梦

农民工就业：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返乡，让我找到合适的舞台

兔年春节过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再次出现民工荒，有企业甚至开出每月5000元工资，仍然招不到工人。

不再外出打工的返乡农民工们，如今境况如何？连日来，记者采访了部分返乡农民工，令人欣慰的是，回到家乡后，他们或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在家乡创业，或是通过各种方式顺利实现了再就业。

勤奋、吃苦、“敢吃螃蟹”、勇于尝试、回报乡亲，这是记者在几位创业农民工身上发现的共同特点。可当村里人投去羡慕的目光时，他们却说，苦辣酸甜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从离开土地到找到梦想

10年前，高建华还是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摆拢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2001年，22岁的高建华决定到外面闯一闯。那年，他和女友怀揣800元打混凝土挣来的血汗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最终落脚在浙江义乌一家水晶灯饰配件厂。几年后，这个农民工的心和事业仿佛雪球般越滚越大，2003年，高建华在义乌创办的水晶灯饰配件厂，从最初的夫妻店发展到了20多人的规模，一度资产规模达数百万元。

2010年10月，因为金融危机冲击，面对产品单价下滑的局势，高建华将整套设备运回了老家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摆拢村。一开始，生意做得倒还可以，产品订单纷至沓来。但不久，高建华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企业，回到自己离开多年的土地。

原来，高建华发现，不少农民工在返乡后选择了自主创业，又当回了农民，很显然他们并不想再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厂子若要扩产，招工情况并不见得比沿海要好。

贵阳市修文县自然生态条件好，发展中草药、大棚菜、生态养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此，在推进返乡农民工创业中，该县出台、整合多项惠农政策，吸引返乡农民工投资兴业。几经考察，高建华在该县下堡村承包了500亩田地，并说服了不少村民和返乡农民工一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来。

高建华现在聘用了60多名本村的农民，其中约40名有外地打工的经历，剩下都是当地农民直接转型。他对此感触很深，返乡农民工相对年轻，思想新，对新技术接受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很适应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但返乡农民工的转型也并非易事，尽管有产业经验，但生产的内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在农业技术上还要从头学起。

而他聘用的农民工则笑着告诉记者，“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村里就通知我们到县劳动服务中心参加技术培训。通过培训，我们掌握了蔬菜育苗、移栽、管理和大棚保温、控制湿度等实用技术，现在棚菜市场俏、价格高，收入不比在外打工差。”

高建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目前修建了18个蔬菜大棚，按说最少也得几万元投资，但由于县里提供了钢管、竹材等补助，他只掏了2万多元钱。今年，大棚种的早熟头茬苞谷赚了5000元，一下就收回了一半成本，再加上莲花白、菠菜、蒜苗等，仅仅1亩地的收入就达到9000元。

高建华透露，目前，他的“蔬菜合作社”已基本步入正轨，自己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将地里的菜注册成品牌卖到城里，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可以让更多的村民实现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致富的梦想。

其实，高建华眼光更扩展到了养殖业，他和几个“情投意合”的返乡农民工一起开办了养猪场。他说，“是返乡，让我找到了真正的梦想”。

从沿海奋斗到返乡创业

在下堡村的这一片半山坡上，有一个养猪场，厂房看上去有些陈旧，但村里人告诉记者，这个养猪场新建没多久，合伙建场的是几个去年年底从东南沿海返乡的农民工，刚满29岁的谢桃就是高建华的合伙人之一。

蔬菜合作社里产出来的蔬菜能用来做饲料喂猪，养殖成本一下降低了很多，而乡里也不时请来兽牧专家为他们讲解禽病预防。养猪场里的猪粪便清理也不用他们操心，村里定期会派人来清理，那可是上好的有机肥料。

养猪，原本对于谢桃来说是一窍不通，但去年4月返乡后，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结合修文县的肉价行情以及乡政府的相关政策，他和高建华几人通过借贷等方式共筹资20多万元，办起了一个养猪场。在记者采访他时，他聘请的2名工人正在宽敞整齐的养猪场内搅拌饲料、打扫卫生，一圈圈的肥猪在冬日的阳光下打鼾睡觉。谢桃通过向别人取经、翻阅科技书籍等，不断摸索、积累养猪经验，现在，他已从不懂养猪，到哪头母猪多久就要产仔，什么时候该打预防针都清清楚楚。

因为海拔因素，修文县的冬夜有些寒冷，为了让初生的“小猪仔”们能更好地存活下去，谢桃、高建华晚上还要起来为其中的10多头猪进行人工喂奶——一人抱着，用奶瓶喂奶粉，每月喂出的奶粉有几十袋。

“是很辛苦，但我们预计明年的纯收入可能有10万到20万元，顶我们出去打工3年的工资呢。”他笑着告诉记者。

目前，谢桃计划加大资金投入，将原有的场地改造成一个标准化的养猪场。多年的打工磨砺已将他培养成了一个敏锐的商人。近年来，随着当地养猪户日益增多，猪肉价格也有回落的趋势，他并没有盲目扩大养殖规模，而是将目标盯向了猪肉高端市场——养野猪。

野猪食量小，喂养一头野猪每天的成本仅一元多钱，成本相当低。同时野猪肉属低脂肪、高蛋白肉类，为此很受人们青睐。“我考察过了，附近餐馆里每天要销售近30公斤野猪肉，平均不到5天就要杀一头猪，而他们从外县养殖场拉来的野猪还不够供应餐馆。”谢桃和几个合伙人琢磨着购买种猪，和县农业部门的专家建立好对接，几个人都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因为我感觉，现在返乡要比在沿海奋斗的机遇更好。”他告诉记者，返乡农民工除了选择继续外出打工外，应把家乡创业作为一个理念巩固下来，一旦各方面的条件成熟后，就要抓住机遇创业致富。

从远离故乡到为了乡情

以前，下堡村大量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农村剩下许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但这次记者在采访中明显能感觉到，很多农民工不想再出门，而留住他们的更有乡情这个重要因素。

“在外面一年到头就挣几个工钱，老婆孩子也没能好好照顾，不如在家闯出一条路来。”村民王铺离开家人在福建一带打工13年，月均工资在3000元左右，可由于在城市生活成本较大，至今并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44岁的王铺在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他计划着在贵阳附近找个建筑队工作，攒钱开一家小卖部。“当你始终无法融入打工的城市，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少了些什么。”王铺也曾想着把家人接到福建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生活开支和孩子上学问题，干脆放弃了念头。

“现在不少人挣了钱都选择回来。”和王铺一起的另一名村民说，这两年村子发展也越来越好，不少有能力的农民工回来后都惦念着下堡村发展，有人悄悄捐助了希望小学，有人出资给村里贫困户修缮了房子。

这个新年里，下堡村村民王社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虽然此刻他还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今年40岁的王社会在浙江金华一带的制鞋厂打工多年，曾经，他作为厂优秀技术骨干被派到埃塞俄比亚做技术指导，深受企业好评，这让家里人很骄傲。但今年元月，他却在浙江金华查出患有白血病。由于家庭困难，王社会并没有选择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浙江，而是选择了回乡治疗。

经过在贵阳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社会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医生告诉他，如果进行骨髓移植有很大治愈希望，但需要35万元手术费。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下堡村老少上上下下都行动了起来，不少村民私下给他家人塞去一两百元，村委会则积极发动更多的人进行捐款。短短7天年假时间，村子里就为王社会凑齐了5万元钱。

骨髓移植的费用，除了捐款还差一大截。就在记者采访时，还有不少村民赶来向记者咨询，希望能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的热心人知道王社会的难处，一起救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村民们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

“如果是在外面，还不知道有多艰难呢。”王社会哽咽着说，他在外打工这么多年，最终帮助自己的还是乡亲们，如果病好起来，他一定会留在家乡，回报乡亲，造福乡里。（赵福中李丰）

在湘潭石狮村与返乡农民工一起过年

城乡之间的那些牵挂

2月18日，刚过农历正月十五，就在这两天，赖红光准备动身南下广州。

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父母已经帮他清点好了几块腊鱼、腊肉，挂在灶屋里，只等出门前装进行囊。

春节，一晃眼就过去了。石狮村是湖南湘潭南边的一个村子，村里像赖红光这样从外地赶回家过年、节后继续外出打工的还有很多人。

“这一拨人走后，村里很多地方就有些冷清了。”年前，村主任赖雪光骑摩托载着记者走家串户采访。他说，村里很多人，如今一年都难得见到一次了……

跑得再远，不忘回家过年

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在横贯石狮村的砂石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和车比平时多了起来，偶尔还会塞塞车，车里车外的人相互打量着，像是寻找熟悉的面孔，好打声招呼寒暄寒暄。

这天上午11点，太阳终于划破天空，照在家家户户的门前，家家户户屋子里暖烘烘的，散发出糕点一样甜甜的味道。

10多年前，石狮村是湘潭县荷塘乡政府所在地。乡镇合并后，乡政府机关、供销社、肉食站、农机站等单位撤了，一度在村民们眼里神气得很的砖房慢慢萧条、落寞起来。尽管全村985个青壮劳力中，出县出省打工的就有865人，但“行政中心”聚集多年的人气还在。

在原乡政府机关周边，聚居着石狮村近两千村民中的三成以上人口，民居沿公路一线两边伸展开来，形成了大家嘴里的“街上”。

不论是“街上”还是散居在山冲的人户，平日里人气并不像春节这么旺。有的人家终年“铁将军”把门，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房子显得孤零零的。

“在家务农的，农闲时也多半就近打打工。”村支书马春泉告诉记者，村里产矽砂，市、乡、村开办的3个矽砂矿历史最长的有50多年，但都在2008年冰灾中先后停产、半停产，原本不愁工作的村民们，这才陆陆续续一拨一拨往外跑。

刚开始时，大家一窝蜂地前往广州、深圳打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下把外出的村民给冲散了。如今算来，除广东之外，他们跑的地方有杭州、廊坊、温州、北京等二三十个城市，远的出了国，到过尼日利亚、格鲁吉亚、沙特阿拉伯。

不管跑得有多远，再远，春节也得回家过年。

记者坐在村主任赖雪光摩托后座上在村里转悠时，外出打工的村民能回家的早回家了，还没回家的，大多已经在路上。石狮村在外打工的农民，有近半是泥木工、电焊工。因为按时“进厂”当普工的人不多，所以回家、出门的时间不是那样齐整，显得有些散漫。

赖凯旗是赖雪光的堂弟，去年春节过后，他跟父亲赖新发一起前往广西南宁的一处工地打工。才干两个月，因赖新发发病，父子俩迫不得已辞工回家。父亲因病去世后，赖凯旗在家百无聊赖地待了4个月，直到今年1月才重新外出打工，干了20天又回来了。

“这一次，拿到了2000多元钱工资。”赖凯旗说，他已经“比较满意了，至少过年不缺钱花”，而且春节后的去处也定妥了。站在屋外的台阶边，他显得有些悠闲，抬手指着远远的一幢门窗紧闭的二层楼房告诉记者，那户村民一家老小全在外地，不知今年会不会回来过年……

留守的人，“守”着一堆难题

石狮村虽然人均不到一亩地，但青壮年村民几乎倾巢而出，忙坏了村里种田的老把式。

赖雪光开着摩托在一段山路上颠簸过后，在一户人家门前戛然而止。“咦，人呢？”他说，这是左能权家，老左已经60多岁了，可他一个人种了30多亩地，全是外出打工的村民撂给他的。

赖雪光屋前屋后叫着“老左”，但左能权始终没有露面。他说，像老左这样种30多亩地的，全村有两三个，至于种个十来亩的就更多了。由于人手紧，原本种双季稻的水田很多只种一季稻了。

“如今嘛，拿在外打工一天的工钱买一大袋米，可以吃上两个月，谁在乎那几亩地呢？”早几年，年过半百的言子琴在广西一家采石场打工时，不巧赶上金融危机。回到村里后，他在“街上”开了家餐馆。

前年3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何宪来村里调研。言子琴在座谈会上说“在外打工很辛苦，回家自己创业更好”，何副部长听了后，冲他微笑着一个劲点头。他说，在家开店，收入还远远胜过在外打工的工资哩，“当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也蛮好的”。

但村子毕竟不大，离镇里也不近，并非所有人都能就近立足谋生。村民跑得远远的，给村里的社会管理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最近两三年村里接连出现的计划外生育，就让村计生专干齐利纯煞是头痛。

村里一个齐姓小伙子去年才满20周岁，按理应该过两年才达到法定婚龄，可他到今年春节时就已经满满当当做了3个月爸爸。孩子妈是河南省宜阳县人，生孩子时才满18周岁。

“他俩是在广州打工认识的，从广州回来，就是为了生孩子，一下车先没回家，直接上了医院妇产科。”齐利纯说，像这样“生米煮成熟饭”让人措手不及、无可奈何的事，去年村里就发生3起，都是生孩子时在年龄上私下里打了一两年“提前量”。

以前要成家的，总免不了事先男女双方走动相相亲，郑重其事的人家还会办一桌订婚酒，向邻里乡亲告知“未婚夫”、“未婚妻”的身份。如今，这些风俗全跟着村民外出的脚步一起跑没影了，很难捕捉到“管用”的任何信息。

青壮劳力外出，还给村里留下了12位7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40多个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孩子无论如何有大人照看着，但孤身的12位老人让人放心不下。2009年春，村党支部开会，按“就近、方便、关系比较好”等原则，为每位老人安排一名党员当“监护人”，隔三岔五地探望一次、问候一声。这样，老人们一直“没出过什么大事”。

城里乡里，保险何时“连”上

代表“政府”的村党支部、村委会一到年关，也随着村民从外地归来的脚步连轴转了起来。

村主任赖雪光在家门外刚把摩托车的支架踢开，就有从外地打工回家的老退伍兵前来索要年画：“不是说县武装部给每个退伍兵都送了一张年画吗？”“是是是，有的。”赖雪光招呼记者等一阵子，赶紧支起摩托回到里屋，给退伍兵拎来一副挂历和一页红底黑字的《致全县复员转业军人的慰问信》。

1月30日和2月1日两天，赖雪光本来是载记者到村里采访，但他顺便给自己办了不少事，为在外打工回家的村民捎带“农业直补”、“新农合”证书、“新农保”试点宣传资料等等。

湘潭县是“新农保”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根据政策，若是在务工所在城市办了养老保险，进城务工的农民就不得再在村里“重复享受”这一待遇。“但很多情况现在让人弄不清楚。”赖雪光说，外出打工的办没办养老保险全凭各人回家自己说了算数，有点儿乱，“不过，总有一天全国一连网，就一目了然了”。

早两年随国内的大型建筑公司先后到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做装模工的村民马建平告诉记者，在国外没谁给自己买过养老保险，连医保、工伤险也没谁说起过，“出门在外，公司全给你兜着，好意思问人家要保险吗”。

“我在浙江、江苏各买了3年养老保险，在广东也买了好几个月，这3个地方以后怎么才能‘连’到一块呢？”村民马昔军从1991年开始外出干油漆活，是村里有名的打工“专业户”，如今已在企业做到了管理层。20年的农民工工龄却只买了6年多养老保险，而且还不在同一个地方，说起这事，他的眉头就一拧一拧地犯难。

坐了赖雪光的摩托，下车采访时，记者也总是帮衬着他打听打听从外地回家的农民工是不是买过保险。在从浙江余杭回来的村民赖宇春家，刚一提起这个话题，赖宇春便神气地离座而起说：“我有！”

他掏出钱包，从包里摸出张“余杭医疗保险卡”，捏着在记者眼前晃了晃说：“就是这个！”

“这是医保卡，不是养老保险。”赖雪光推测，买了医保，一般就买了养老保险的。赖宇春侧着脑袋想了想，点点头说：“可能也是。”他告诉记者，在余杭打工的租住房里，“确实还有一本东西搁在抽屉里，没仔细看，大概就是你们所说的养老保险了”。

石狮村“新农保”是2009年底开始办理的，村民齐向华告诉记者，当年60岁的父亲齐贵荣此后每个月都能拿到55元养老金，母亲康满珍从2010年11月起也享受了养老金待遇，只是他帮妈妈缴过200元钱保费，康满珍每个月能拿到56.9元钱。齐贵荣说：“有了养老金，就像多了一个会挣钱的儿子。”

齐向华“会”挣钱，是搭帮湘潭县总工会在村里办的一期电焊工培训班。齐向华说，通过培训考到焊工证后，近一年多一直在外地打工。

记者到村里采访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韩炎早就介绍过，2009年夏，工会联合县里有关部门带着10多台焊机到石狮村办班，原本只准备招收50个学员，没想到加上周边村子积极报名的，一下来了100多青年农民。在60个石狮村民中，有20多人是从外省打工地特意赶回来的。

“说不定哪一天，人们更喜欢住在乡下”

乡下的春节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歌舞飞扬，但年味浓浓，比城里炫目的奢华更加朴实而绵长。

城里只是村民谋生的去处，而乡下，才是他们真真切切生活的地方。

劳碌一年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一年不见，彼此大声打着招呼，悠闲、散漫的气息中弥漫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留守的孩子们也因父母回家而欢呼雀跃，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追逐嬉闹。

68岁的村民赖伟容是村里的第一代农民工，他1966年就出门在外做木工，直到1996年生病才再没外出，一直待在家里。

儿子赖红光跟父亲学木工，在广东跑过顺德、南海等十多个市县。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赖红光与妻子一起从广州坐武广高铁回家。先一天，为了排队买票，他从半夜两点排到早晨7点。他说：“车票是贵了点，但还是划算。很多农民工都坐高铁回家，就是因为快，值。”

父亲近些年身体单薄，天一冷，就要铲柴火头烤火。腊月二十九那天，记者到赖家采访时，赖红光正在门前收拾柴火。他告诉记者，他一回家，就上山打柴，把枝枝丫丫拖到屋前地坪，剁作半米来长，捆成一抱大小，堆在杂屋里，供年迈的父母在家烧饭、出柴火头烤火。

赖红光回家前，母亲早已趁大太阳的天把棉絮、床单晒得软软的，还熏制了一大堆腊鱼、腊肉准备过年。睡在自家的床铺上，吃着用柴火、大铁锅烧出来的饭菜，那种幸福感受是在城里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以找到的。赖红光叹息着说，只是这种幸福太短暂。

在广东，赖红光一直是自己揽活儿干。“是不是骑着自行车，在车前挂一块纸板，写着‘承接家装’……”记者问。“你知道的嘛，我，就是这个样子。”他扬起头来，笑了笑说。

在外地打工10多年，赖红光发现，如今的城市都被弄成了一个模样，连超市里的货物都没多大差别。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想住进城市生活，说不定哪一天，人们更会喜欢住在乡下的……(龙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