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沿海已经连年出现“民工荒”，缺口也越来越大，今年这种趋势不仅蔓延到了中西部的劳务输出地，甚至还爆发了东西部的“农民工争夺战”。
是什么原因出现“民工荒”？近日，记者走进了四川省的劳务输出大县，去倾听“民工荒”背后的故事。
昔日输出地如今招工难
日前，记者来到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长途汽车站，候车室显得冷冷清清，只有零星几个人在等车。作为全国第一个成建制、有组织输出劳务的四川省金堂县，这里曾是金堂竹篙镇两万多名农民每年外出务工的起点。据当地劳动部门统计，随着当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仅2010年，金堂县就新增了5000多个就业岗位，很多远赴他乡的务工农民选择留了下来。
在四川另外一个传统劳务输出大县眉山市仁寿县，缺工也成为今年的普遍现象。该县劳动局就业中心主任刘刚说：“今年很难有精力帮外边的企业招工，我们县内100多家企业自己都缺工2万人。过去我们劳动部门是千方百计把人输送出去，这两年变成了千方百计往县内招人了。”
记者又走进四川省最大的劳务市场--成都市锦江人力资源市场，往年一群求职者围着一个招工摊位的现象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招工者围着一位求职者游说，而求职者往往不会轻易应聘，观望情绪十分浓厚。锦江人力资源市场主任黄洁说：“今年这种招工现象比较罕见，最近两个月有340多家企业进场提供超5000个岗位，但达成意向的仅有1000多人，基本上5个岗位才有1个能招到人。”
薪资、家庭和归属感影响农民工流向三大因素
记者采访发现，今年春节后农民工就业选择余地明显比往年增大，一个人往往对应多个岗位。内地薪资总体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日益接近，成为影响农民工流向的决定性因素。
在走访的绝大多数农民工中，今年的薪资期望值普遍在2000元左右，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宜宾市23岁的林涛告诉记者：“我今年找工作的标准是每个月拿到手至少要有2000元，不然就不去做。”
对于当前的“用工荒”，林涛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在于企业，而不是农民工：“有的招聘广告虽然许下了高薪，但是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周末都要加班，扣除食宿甚至各种名目的罚款，一个月到手的也就1000多元。这样的薪资水平招不到工也就不奇怪了。”
“用工荒”的另一大特点是：随着求职者选择余地的不断增加，家庭和归属感也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向的突出因素。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许多农民工甚至愿意放弃部分薪酬选择留在本地就业。
在深圳打工12年的仁寿县满井镇金塘村村民黄华告诉记者：“虽然在深圳一个月能赚4000多元，但是不能照顾年迈的父母，老家房子也垮了，心里觉得很愧疚。这次回来先把房子盖起来，在父母跟前尽孝，哪怕工资少一些也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明确提出：正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者“留守老人”而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
来自四川简阳市的杨龙娅夫妇更看重归属感：“在东莞电子厂做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成不了东莞人。去年有了小孩我们就决定回四川，毕竟根在这里，我们不想让小孩将来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东莞人。”
结构性的“民工荒”常态化的“招工难”
低附加值的普通工种普遍缺乏，成为本轮“招工难”的突出特点。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仍在延续，而内地随着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西部大开发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大量用工需求，造成了东、西部地区同时出现对普工的“争夺”，而这种争夺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成为常态。
四川省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曹庆告诉记者：“四川农村劳动力目前有3800万人，2010年转移输出2246万，劳务输出水平已属于高位运行。农村存量劳动力中，能够转移和输出的已经很少了。而近年来，四川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仅为50万至60万之间，虽然劳动力供给总体呈增长之势，但增幅下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成都市锦江人力资源市场是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风向标”，根据这个市场的统计，由于用工缺口的持续存在，从2010年下半年到现在，服务员、保安、保洁、普工等低技术低知识含量的工资水平有200元至300元的涨幅。
金堂县是四川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最为集中的县，已经成为制鞋、服装等产业基地之一。这个县就业局局长梁元惠告诉记者：“该县2010年就业岗位比2009年增加了5000个以上，与之相对应的，全县外出务工人数以每年2000人至4000人的速度在递减。今年金堂县也出现了普工缺乏的现象，每月底薪已经由去年的平均1200元涨至今年1400元以上。”
仁寿县劳动局就业中心主任刘刚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个县劳务开发从2004年开始出现‘分水岭’，在此之前是劳动部门求着东部沿海企业在县内招工，而从2004年之后就变成了东部沿海企业抱着现金来县内求招工。现在仁寿本地100多家企业也出现了普工缺口2万人，月薪都开到了1700元以上。”(侯大伟江毅 曹妍 陈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