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政府、成熟的民众是未来改革希望

2012-05-02 09:58:39 作者：SystemMaster

温总理在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答记者问，不仅对政府工作报告做了很好的注释和补充，同时也是代表政府对执政的理念、施政原则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面对中外记者，一问一答之间，给人的启迪和感慨良多。面对新的形势和历史阶段，温总理答记者问更加展示了理性政府的一面，给人们树立了未来发展和改革的信心。

一、分析改革发展的问题，注重制度性的建设，不是就事论事

记者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内政外交，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温总理多次提到“体制、制度、结构、调整”这些字眼，在阐述这些问题时，着眼于体制层面进行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可以说，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数不胜数、不胜枚举，记者们提出棘手的问题也在意料之中，回答这些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是温总理在回应提问的时候，不但没有回避体制性的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的现象和本质、问题和原因、过去和未来描述得客观、实在、具体。例如，提到“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理性，这表明了政府更加成熟。

从历史上看，对GDP发展速度往往是调高容易调低难，很多地方和部门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是层层加码的，从不嫌快、从不言多，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温总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坦然地指出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为了中长期的发展，我们要适当地控制速度，主动地调整，这确实体现了政府的清醒、冷静和理性，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因为大家懂得，如果经济结构不调整，如果盲目、片面地追求速度，那么会酿成更多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因素；如果体制问题不解决，一些机制问题不解决，一味地用发展来替代改革，其结果是最终发展也难以保全。在这方面，温总理答记者问中充分地体现了政府的理性和冷静的一面。

二、反复提示谨记历史教训，对当前和未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温总理数次提到了“过去走过弯路、要汲取历史教训”这样的话，这不得不使我们回忆建国后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

第一件事是“大跃进”。大跃进之初就是片面地宣扬“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观点，就是头脑发胀，忽悠老百姓。大家还记得，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吃大锅饭，家家户户不用做饭了，到村里食堂免费吃大锅饭，“敞开肚皮吃”，结果就是没吃多久就吃垮了。甚至有的地方宣称“已经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个人需要什么东西到队里的免费供应点去拿就行了。结果是造成几年的经济困难和大饥荒。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来看，它只是个文化革命而已；从后果看，大家把它定义为“十年内乱”。最初是举着“破四旧”这样的旗号和幌子，利用了民众对封建主义憎恨的情绪，最终走向了全面内乱的局面。所以，从起源上来看，不管是生产上的大跃进还是文化上的大革命，最初往往是华丽的字眼，极度煽情，极具诱惑，其结果则导致了历史上的大倒退。对于这种历史教训，可以说到今天这种情绪和做派并未根绝。这种做派、这种情绪在日常生活当中偶有所见，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各种“政绩工程”中时有所见，在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员那里时有所见。从根本上说，这些就是违背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底线，违背了组织原则的底线。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一个“盆景”，再把这个“盆景”放大到五湖四海，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三、理性的政府更需要成熟民众的支持和配合

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的党员干部、各级政府，还是我们的民众需要做的事情。从十六大中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以来，一些人认为这都是政府的事、当官人的事，这种想法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为什么？比如，我们讲要重视民生、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每一个民生举措、每一级政府做的惠民工程，是不是坚持了科学民主的决策？不能认为一提民生工程就可以花多少钱都行、想做什么事儿都行，打着民生的旗号，违背科学民主的决策，其结果未必就是好事。民众获得了短期的利益，但是受到伤害是政府的运作规则、科学民主决策的组织原则。老百姓往往关心你给我涨了多少工资、物价是涨了还是落了，但是很少有人关心，你涨工资是按照什么程序确定的？程序是不是科学合理？调物价是不是按照科学民主的程序来做的？

我觉得关心程序和关心结果同样重要，有时候程序更加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一旦我们把这个科学民主的程序抛掉了，一旦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试想在人民公社初期吃大锅饭，农民不用自己做饭、免费吃，这不就是一个惠民工程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从开始的免费吃到最后的没饭吃，问题出在哪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破四旧”、消灭封建主义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最后就演变成十年动乱了呢？答案是：一定要重视制度、体制和办事的程序。

不能一讲民生、一讲福利，就可以把所有的原则都抛掉，这是很危险的，有前车之鉴的，我们真的需要民众在这方面更加的成熟，更加配合、支持政府所做出的理性决策。

四、未来的改革是在多元利益格局下进行的利益调整，与历史上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应该在理性的精神指导下，用科学民主的办法进行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所有制的成分很单一，基本上是“二全民”，就是国有加集体。职工八级工资制的收入差距不大，福利待遇很单薄，市场经济尚未发展或很不发达，相当一部分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搞改革是做增量改革，是比较容易得到支持的，也比较好办。现在再进行改革，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利益关系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要更加重视科学、民主的程序；用那种粗线条、拍脑袋、急功近利的非理性办法去改革，不但很难取得成效，很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现在有的人，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革，受到分配不公所影响的人急盼改革，受这些利益的影响，可能在改革的力度、节奏、顺序方面难免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依着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顺序进行改革，科学民主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当然，不管经济领域改革还是社会领域的改革，都需要与政治领域改革协同进行，不可能截然分开。

在社会领域进行改革要更加注重进行方程式改革，提高决策的透明度，要进行精细化的设计、管理和实施。当今，社会发展要求对改革方案设计的精细化程度有很大提升，改革难度加大了，但是我们有条件走出一条温总理在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答记者问，不仅对政府工作报告做了很好的注释和补充，同时也是代表政府对执政的理念、施政原则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面对中外记者，一问一答之间，给人的启迪和感慨良多。面对新的形势和历史阶段，温总理答记者问更加展示了理性政府的一面，给人们树立了未来发展和改革的信心。

一、分析改革发展的问题，注重制度性的建设，不是就事论事

记者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内政外交，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温总理多次提到“体制、制度、结构、调整”这些字眼，在阐述这些问题时，着眼于体制层面进行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可以说，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数不胜数、不胜枚举，记者们提出棘手的问题也在意料之中，回答这些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是温总理在回应提问的时候，不但没有回避体制性的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的现象和本质、问题和原因、过去和未来描述得客观、实在、具体。例如，提到“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理性，这表明了政府更加成熟。

从历史上看，对GDP发展速度往往是调高容易调低难，很多地方和部门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是层层加码的，从不嫌快、从不言多，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温总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坦然地指出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为了中长期的发展，我们要适当地控制速度，主动地调整，这确实体现了政府的清醒、冷静和理性，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因为大家懂得，如果经济结构不调整，如果盲目、片面地追求速度，那么会酿成更多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因素；如果体制问题不解决，一些机制问题不解决，一味地用发展来替代改革，其结果是最终发展也难以保全。在这方面，温总理答记者问中充分地体现了政府的理性和冷静的一面。

二、反复提示谨记历史教训，对当前和未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温总理数次提到了“过去走过弯路、要汲取历史教训”这样的话，这不得不使我们回忆建国后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

第一件事是“大跃进”。大跃进之初就是片面地宣扬“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观点，就是头脑发胀，忽悠老百姓。大家还记得，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吃大锅饭，家家户户不用做饭了，到村里食堂免费吃大锅饭，“敞开肚皮吃”，结果就是没吃多久就吃垮了。甚至有的地方宣称“已经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个人需要什么东西到队里的免费供应点去拿就行了。结果是造成几年的经济困难和大饥荒。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来看，它只是个文化革命而已；从后果看，大家把它定义为“十年内乱”。最初是举着“破四旧”这样的旗号和幌子，利用了民众对封建主义憎恨的情绪，最终走向了全面内乱的局面。所以，从起源上来看，不管是生产上的大跃进还是文化上的大革命，最初往往是华丽的字眼，极度煽情，极具诱惑，其结果则导致了历史上的大倒退。对于这种历史教训，可以说到今天这种情绪和做派并未根绝。这种做派、这种情绪在日常生活当中偶有所见，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各种“政绩工程”中时有所见，在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员那里时有所见。从根本上说，这些就是违背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底线，违背了组织原则的底线。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一个“盆景”，再把这个“盆景”放大到五湖四海，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三、理性的政府更需要成熟民众的支持和配合

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的党员干部、各级政府，还是我们的民众需要做的事情。从十六大中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以来，一些人认为这都是政府的事、当官人的事，这种想法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为什么？比如，我们讲要重视民生、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每一个民生举措、每一级政府做的惠民工程，是不是坚持了科学民主的决策？不能认为一提民生工程就可以花多少钱都行、想做什么事儿都行，打着民生的旗号，违背科学民主的决策，其结果未必就是好事。民众获得了短期的利益，但是受到伤害是政府的运作规则、科学民主决策的组织原则。老百姓往往关心你给我涨了多少工资、物价是涨了还是落了，但是很少有人关心，你涨工资是按照什么程序确定的？程序是不是科学合理？调物价是不是按照科学民主的程序来做的？

我觉得关心程序和关心结果同样重要，有时候程序更加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一旦我们把这个科学民主的程序抛掉了，一旦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试想在人民公社初期吃大锅饭，农民不用自己做饭、免费吃，这不就是一个惠民工程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从开始的免费吃到最后的没饭吃，问题出在哪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破四旧”、消灭封建主义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最后就演变成十年动乱了呢？答案是：一定要重视制度、体制和办事的程序。

不能一讲民生、一讲福利，就可以把所有的原则都抛掉，这是很危险的，有前车之鉴的，我们真的需要民众在这方面更加的成熟，更加配合、支持政府所做出的理性决策。

四、未来的改革是在多元利益格局下进行的利益调整，与历史上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应该在理性的精神指导下，用科学民主的办法进行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所有制的成分很单一，基本上是“二全民”，就是国有加集体。职工八级工资制的收入差距不大，福利待遇很单薄，市场经济尚未发展或很不发达，相当一部分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搞改革是做增量改革，是比较容易得到支持的，也比较好办。现在再进行改革，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利益关系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要更加重视科学、民主的程序；用那种粗线条、拍脑袋、急功近利的非理性办法去改革，不但很难取得成效，很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现在有的人，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革，受到分配不公所影响的人急盼改革，受这些利益的影响，可能在改革的力度、节奏、顺序方面难免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依着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顺序进行改革，科学民主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当然，不管经济领域改革还是社会领域的改革，都需要与政治领域改革协同进行，不可能截然分开。

在社会领域进行改革要更加注重进行方程式改革，提高决策的透明度，要进行精细化的设计、管理和实施。当今，社会发展要求对改革方案设计的精细化程度有很大提升，改革难度加大了，但是我们有条件走出一条科学民主的决策之路。科学民主的决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