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周维松还是崇州市农业“专家大院”的一名技术人员，而现在，他的身份是崇州市隆兴镇梨坝村杨柳土地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社的生产经理。不仅如此，他还身兼该村19组、20组的土地合作社经理，经营土地达300多亩。
如今，像周维松这样的“农业CEO”正在成都涌现。日前，成都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基础上产生的各类专业合作社，两年内成都将培养5000名农业职业经理人。在“十二五”期间，成都90%以上的农民将加入各类市场化的专合组织。
年内培养2100名“农业CEO”
“所谓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指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资源、资本进行运营控制，为合作社和业主谋求最大经济效益，自己在其中获得佣金或红利的市场化人才。”5月19日，成都市农委副巡视员梁岩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他们不但熟悉农业，并且懂经营、善经营，具有较高的市场理念和职业素养。
“两年内，全市将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5000名。其中，年内的目标是培养2100名。”梁岩表示，培养各类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基础上培育各类市场化的专业合作社的重要内容。这些新型专业合作社的涌现，产生了对大量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需求。
90%以上农户将加入专合组织
据悉，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2008年推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来，按照“三个集中”推动“三化联动”的要求，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截至2010年底，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达到2088个，带动农户面突破70%。
“但是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梁岩透露，在“十二五”期间，成都将使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90%以上的农户加入专合组织。今年年内，成都将重点培育和打造100个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和20个龙头合作社，重点引导农民采取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式组建实体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适应专合组织发展需求，成都启动了专门的各类农业适用人才培训计划，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其中的重点。有关部门将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经营人才，对他们进行农业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培训，提升其面向市场经济的素质和能力。在培训基础上，将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人才资源库，最终纳入全市现代农业人才资源库。
“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可从人才资源库中按图索骥。”梁岩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人物特写
“能人”、生产经理
一个“农业CEO”的诞生
2010年4月，崇州市隆兴镇梨坝村15组30户农民坐在一起，大家同意以自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合作社，共集中土地101.27亩。于是，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诞生了。
通过民主选举，合作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决定“做什么、怎么做”，监事会进行监督，并聘请“能人”负责生产管理。这个“能人”，就是周维松。
作为生产经理，周维松的收入包括盈利提成和项目管理两大部分。前者靠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产量获得收益；后者则通过出租农业机械、销售农资，以及向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提供农业劳务输出等赚取报酬。合作社社员则参与分红。
2010年大春，合作社农民每亩分红552元；预计今年小春小麦每亩纯利润250元。而2010年，通过育秧、打药、收割、销售等服务，周维松每亩田获得了100多元收入，收益达万元。今年，又有几个村请周维松当生产经理。
据了解，目前，像杨柳这样的合作社，崇州市已发展到44家，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60名。
成都商报记者 付克友 张强
摄影记者 王勤
专访
“农业CEO”涌现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专访成都市农委副巡视员梁岩
成都商报：为什么要大量发展面向市场的专业合作社组织？与以往的合作社和其他农业公司有何不同？
梁岩：首先，在人多地少的现状制约下，我们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抱团。组织起来过后，才可能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也才能应对大量的市场风险。没有这个载体，要谈现代农业，就没有根基。其次，这个组织又需要和社员形成一种紧密的利益共享机制，让农民充分分享农业发展成果。第三，还需要能够成为市场主体，独立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这样的专合组织，与以往的合作社有很大不同。以前的很多合作社是松散形式，缺乏的就是组织化程度，仅仅提供一些技术性服务，当然也无法面向市场。而很多农业公司，它们遵循企业运行机制，农民拿租金或者工资，不能更多地参与利益分配。
成都商报：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涌现，其实是建立在这些新型的专业合作社基础上的。
梁岩：对。农民组织起来，利益共享机制也有了，那么怎么去面向市场？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很重要的市场人才支撑。他在合作社担当了CEO的职能。毕竟，相对于工业，我们的农业还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低的行业。通过职业经理人，可以把市场的理念，植入到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去。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怎样营销等等这些环节，职业经理人可以控制成本、提升效益，从而使各类专业合作社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得到提升，不仅为农业增效，还带领农民增收。
成都商报：为什么新型的农民专合组织和农业职业经理人在成都大量涌现？
梁岩：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成都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尤其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道理很简单，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权登记颁证，这是实测而来的，做到了“五个一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明晰以后，农民自我组织起来就有了基础，利益联系机制就容易建立，最终的利益分成也容易量化。比如，你家是一亩八分地，我家是二亩六分地，不同的产权组合在一起，获得收益比例，是非常清晰的，由此大大降低了市场化的成本。如果没有产权制度改革，这是难以想象的。
成都商报：成都培育大量专业合作社组织，培养大量农业职业经理人，对深化统筹城乡实践有何意义？
梁岩：统筹城乡实践走到今天这个阶段，催生了这些新型的专业合作社和农业职业经理人。反过来，这个工作做好了，对成都市的现代农业发展，对成都统筹城乡实践以及深入推进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都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鲜活经验。这个经验，不仅对成都的发展有意义，甚至在全国层面对现代农业发展也具有示范意义。提供这样的经验，也是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个使命。
成都商报记者 付克友 李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