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灾后重建，不是简单的恢复建设，而是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化危为机、攻坚克难，取得了灾后重建新农村规划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两个突破性进展，经济连续高位增长，对外开放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走出了一条大灾之后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城乡全面现代化道路，实现了新的社会进步。
科学重建
坚持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
“5·12”汶川特大地震带来的伤痛刻骨铭心。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特大地震，使成都市毗邻震中的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地遭受重创，4307人遇难，290万人受灾。
特大地震突袭，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又接踵而至，矛盾叠加，困难重重。作为灾区唯一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遭遇严峻考验。
“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推进灾后重建”，指引出化危为机、科学重建的正确方向。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四川省的部署，成都市把灾后重建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统筹城乡推进科学重建、以科学重建提升城乡统筹水平，致力于把灾区建成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样板。
震后两个月，中共成都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对灾后重建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动员。党领导下的这场灾后重建，生动诠释了这座城市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执政理念和戮力同心、百折不回的城市风骨。
成都提出“四个结合”——坚持灾后重建与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相结合，家园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物质家园建设与精神家园建设相结合，政府推动与群众自救、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相结合，以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即推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推进土地适度向规模经营集中），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
成都明确提出“三年全面恢复”、“五年全面提升”的主要目标，为灾后重建绘制了蓝图。
成都市坚持把科学规划作为实现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用高水平规划优化城乡功能和资源配置，引导和创造良好发展预期。在此过程中，率先提炼并形成“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一体的“四性”规划原则，在灾后建成759个具有产业支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综合配套的农村新型社区，打造了虹口、白鹿、街子等一批文化旅游强镇和一大批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从图景变为现实。
“四性”规划原则的确立，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使现代新农村的建设发展有了现实的依循，有了具体可行的途径。“四性”规划避免了传统农村农房不经科学规划自行建设，沿路夹道建设、浪费土地资源，安全质量和抗灾能力难以得到保证的弊端，也避免了直接把城市小区克隆复制到农村的误区。有专家评价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的突破和进步。
“成都的灾后重建，既是重建，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典型实践。”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
群众满意
基层民主实现和谐重建
为实现灾后重建的战略目标，成都在灾后重建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不代民作主，让受灾群众参与政策、规划制订和选择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激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
成都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深入做好群众工作”作为灾后重建的基本工作原则，依靠村民自治解决灾后重建中各种疑难问题。灾区村、组、社区都建立了议事会、监事会等自治组织，重建方式、规划方案、户型设计、工程监理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上村民议事会讨论，保证了重建健康有序、和谐推进。
彭州市磁峰镇鹿坪村第一份重建规划摆上案头时，鹿坪村新成立的村民议事会根据村民意见做了否决。之后，全村14个组选举出的33名议事会成员天天入户调查，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新规划方案才在村民大会上高票通过。
在重建规划编制过程中，群众不再是规划方案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规划的最终决定者。都江堰市一户农民群众的住房重建规划因群众意见而修改多达15次。
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灾后重建“让群众自己说了算”，不仅有效破解了利益的纠葛，开创了多种重建方式，还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智慧和能动性。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闪烁着草根智慧的光芒，丰富了中国基层民主实践。
都江堰市城区10万余名受灾群众通过邻里之间、楼栋之间、小区之间的自愿组合，创造性地探索了“组合式重建”等12种城镇住房重建模式，解决了利益关系复杂、意愿难以统一、产权难以厘清等问题。
基层民主的发展，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灾后农村新型社区建成后，通过村级议事会民主议定，普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小区物业、环境卫生、治安巡逻、纠纷调解等机制。
民生保障
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产业振兴
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既是立足当前、惠及广大农民的民生工程，也是着眼长远、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成都在灾后重建中着眼长远，加快推进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加速产业振兴，全面提升灾区长远发展能力，提升灾区群众生活品质。
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和标准，成都在灾后重建中同步配套建设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教育、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受灾群众安居乐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天马镇地处偏远，但当地村民在重建后享受到了和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管道天然气、网络宽带、沥青路、地下排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成都灾区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全面恢复。投资130亿元的成灌快铁，使重灾区跨入“高铁时代”，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只需30分钟。
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成都加强了农村公共服务的“短板”，在灾区农村率先实施了农村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由市、县两级政府统筹，为每个村每年安排不低于20万元的资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基层的公共服务条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使成都受灾地区农村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大大超过震前水平。
成都市把灾后重建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机结合。灾区农户在确权颁证后领到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耕地保护卡”等权属证书。与产权制度改革配套推进的耕地保护基金，按每亩300至400元的标准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购买社保提供补贴。改革还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创新，大大促进了耕地保护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成都加速灾区产业恢复和发展振兴，统筹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培育了一批优质现代农业基地和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品牌，为灾区当前和长远发展壮大了产业基础。
彭州市建起西南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和黄村农业科技示范园等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川芎、冷水鱼等7个特色产业基地生意红火，当地农民收入不断攀升。
震后濒临绝境的都江堰“孤岛”虹口，通过产业提升，如今已是全国AAAA级旅游景区，还吸引了30亿元的旅游产业项目。都江堰青城山泰安村的农家乐震后重新开张，试营业仅半个月就收入4万元。
成都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将农村产业提升、农民持续增收和长期收益统筹谋划，在解决居者有其屋的同时，实现居者有其业。极重灾区都江堰，2010年实现了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9%以内。
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说，目前成都市重灾区的经济已全面恢复，并远超震前水平，“实现再生性跨越”。
美丽图景
幸福生活跨越几十年
再次深入成都灾区，一路走来，每一个安置点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彭州磁峰镇鹿坪村，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齐全。观景荷塘旁，乡村酒店别具一格。生产基地里，食用菌、中药材、猕猴桃等经济作物长势喜人。鹿坪村村民高玉华感慨地说：“通过灾后重建，我们的日子至少向前迈进了20年。”
在都江堰崇义镇容家院子，翠绿原野中的农家新房建筑美轮美奂，2010年曾获得联合国“IACE”（国际建筑学会）国际人居范例奖。
在崇州街子镇旅游小村，荷塘、石桥、园林、绿地、院落，中国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方式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健身广场、图书馆、儿童乐园等设施齐全，现代化的生活几乎不逊色于城市社区。
这种梦境般的巨变，同样发生在成都全市759个重建点。
“太美了！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新农村。”“这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不少前来成都灾区考察的外地人士在参观成都市多个农村灾后重建新型聚居社区以后，纷纷发出如此感慨。
走进成都灾区，镇镇都有标准化的学校、公立医院、敬老院、污水处理厂、派出所、文化站、远程教育等设施。不仅如此，成都还以教育集团化的方式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统筹配置，灾区农村孩子也可读名校；村民都有“健康档案”。
都江堰翠月湖镇清江村水磨坊安置点，一户村民在自己家墙上用石头嵌刻了8个大字：“共产党对老百姓好”。房屋的主人熊泽全说：“住进了新房子，钱包里又多了票子，我只想用这句话铭记党和政府的大恩大德。”
“灾后重建让我们的发展提前了几十年！”崇州街子镇高墩安置点的村民赵国华说，他和其他村民一样，人人享有与城市居民一致的就业、医保、社保、教育等待遇。
成都在灾后重建农民集中安置区推动的“新家园、新生活、新风尚”活动，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安置区呈现出居住优美、民风和善的新风尚。灾区群众的谈吐、行为方式，有了不小的转变。
在翠月湖镇五桂活动中心，村妇女主任苏彩霞经议事会同意，用1万多元村级公共服务资金，购买了舞蹈服、教学器材，每天晚上组织文艺活动，教村民跳“锅庄”，练健身操。搬进集中居住点的农民的文化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
历史的灾难，总是要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成都灾后重建的胜利，既是一次应对危难、负重前行的胜利，也是一场化危为机、深化统筹城乡改革、加快推进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全面胜利。（记者梁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