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18 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按照惯例，“十二五”规划纲要建议全文将于随后的一周内公布，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经过社会各界充分讨论之后，再由发改委协同其他各部委制定详细规划并提交2011年两会审议才能得以确定。
《公报》的发布明确了“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要推进的重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轮廓由此浮出水面。“基本上都是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的内容。” 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此评论道，“不过在经济转型和保障民生等几个方面提高了力度，这意味着未来”十二五“规划中相关政策会着力加强。”
“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几个亮点给出了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表示，在他看来，这些亮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着重强调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多次提到要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强调了改革。“这些提法以前的几次五年规划中虽然每次都有，但此次力度最大，这既是落实先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对经济发展的新认识。”谢春涛称。
《公报》给“十二五”规划定下了明确的基调，虽说距离其真正登场还有数月，但人们已经从“前奏”中听到了清晰的“旋律”：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十二五”规划中的关键词；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将作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成为“十二五”期间优先扶持产业；以收入分配为首的多项改革将是“十二五”期间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途径。
规划中的逻辑
回顾“九五”至“十一五”规划，每个五年规划都是针对当时特殊的经济环境和面临的问题所制定的，因此，根据未来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也成为每一次五年规划制定中的内在逻辑。
对于当前决策者如何预期未来五年内外部和国内环境的变化，高盛高华在近日发布的报告当中进行了专门分析，他们认为：与五年前起草“十一五”规划时相比，中国决策当局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增长环境出现恶化。除了外部需求疲软的风险之外，国内人口结构、土地和环境因素的制约可能成为关乎未来五年增长可持续性的更重要因素。
他们据此判断，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认为未来五年外部需求将会持续走软，这样内需就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此“十二五”期间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政策措施将会优先出台。同时，鉴于中国国内还将面临来自人口老龄化、有限的非农用地、收入不平等、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巨大负面压力，新的“十二五”规划还将会强调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以牺牲越发稀缺的资源为代价来追求高增长。
而在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看来，鉴于未来的宏观背景将从增长转向分配，“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内在逻辑可以归结为“解决转型中出现的失衡”。
“因为很多现实条件都发生变化了，一直维持原来的发展方式和目标导致了大量矛盾，成为社会隐患，矛盾解决的前提是通过放缓增长速度，并通过进行一系列的利益调整来进行，”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些隐患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前就把它们解决。” 魏凤春坦言。
因此魏凤春认为把握“十二五”规划的主要视角应该是：增长将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通过创新来完成。创新主要通过产业升级来完成，高端制造业是骨干，服务业与新兴产业是肉皮。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闭幕的五中全会在给出“十二五”规划制定方针时，对农业和农村给予了比以往更高的重视。“因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保证社会稳定和防止各种矛盾不再深化的最重要的基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教授对此分析道。
据孔祥智分析，中国2亿多农民工有60%是新生代，这些人已经无法再去务农，但又不是城市人口，如何解决好他们的“后路”问题牵涉到社会稳定，而要解决就绕不开城乡统筹改革和城镇化建设，另外政府要想在农业产业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作强整个农业体系。 “‘十二五’规划中，新生代农民工和城乡统筹以及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政策将被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孔祥智称。
经济社会三大转型
根据五中全会《公报》，“十二五”期间的主要目标将包括：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等。
这一表述虽然不长，但依然给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转型的大拐点，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迫切需要转变现行的发展方式。
事实上，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很多年，早在“九五”规划中就有“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发展主线。不过，观察《公报》中对于未来“十二五”规划的相关提法，无论是 “重大进展”还是“实质性进展”，措辞都比以往强烈，显示出政策制定者们希望能够在“十二五”期间取得成效。
据了解，目前社会各方普遍认为，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其主线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对于转型的应有之意，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分析人士，大家均表示，对未来国内社会转型的看法首先是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央将在执政理念上实现“国强”到“民富”的转变。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贫富和区域经济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
事实上，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就曾公开表示：“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
据了解，衡量“民富”的标准之一是关注居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否能显著增长，而据统计，我国个人消费占GDP 的份额从20年前的近50% 已下降到 2009年的36%，近十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均落后于GDP的增幅。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GDP 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这便使重视和提高民生福利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令“十二五”期间实现从“国强”到“民富”的转变更令人期待。
对于转型的第二个方面，则是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调整和转变。“十二五”规划中可预计的主要产业结构政策包括：制定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发展环境；重视推进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化社会保障改革，扩大就业渠道等。
在城乡结构转型上，目前中央已经明确了3 年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而在“十二五”期间，据我国的城镇化率将提升到50%以上的目标推算，放开大城市的户籍也是大势所趋。这样，未来5 年，我国将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不仅东部，而且中西部的城镇化、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都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
在区域结构转变上，近年来，我国已经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据此外界普遍预计，“十二五”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将持续加大，区域间差距将有望缩小。
转型的第三个方面是从“高碳”向“低碳”的转变。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2009 年，中国决定到2020 年单位GDP 碳排放量要比2005 年降低40%至50%，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 年增加4000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 年增加13 亿立方米。而在“十一五”期间，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这些目标均未完成，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十分严峻。据预计，政府将更多的利用经济手段，通过价格、税收、财政的鼓励性政策来推动整个社会向节能、环保、低碳转变，而节能减排技术在“十二五”期间也会获得鼓励。
产业优先次序再排序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有一项内容令不少分析人士大感意外，就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指示竟然占了一段篇幅，并且着重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做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鉴于整个中国文化产业产值目前占中国GDP的1%左右，2009年产值仅为4907.96亿元，这种表述预示着未来政府将明显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有着类似待遇的还包括被列为战略新兴产业的七大行业，今年9 月8 日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了要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据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已被明确为“十二五”规划编制的重点之一，产业的发展方向、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也将随之确定。另外，“十二五”期间同样将“星光闪耀”的产业还有现代服务业。
不过，与上述行业相比，原先拉动经济的生力军——传统支柱产业正在失去政策扶持的光环。电力、冶炼、煤炭、玻璃、造纸、皮革、化纤、印染在“十二五”时期都将面临着更大的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而房地产，这一个自2003年起正式列入支柱产业的行业，经历了数年风光之后，也正面临着慢慢淡出的争议之中。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未将房地产列入支柱产业。今年来的大肆调控更让不少分析者预计：“十二五”规划中，该行业可能将被明确列入非支柱行业当中。
对于这些判断，持反对观点的声音也并不弱，口水战中，凸显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十二五”期间，对于房地产这一商品势必重新定位，而对该行业的各项政策也将偏紧。“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一地位应该不会改变，但过去它在经济中一业独大、一枝独秀的现象也将一去不复返。”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分析道。
未知数仍存
经过明确定调的“十二五”规划，除了诸多板上钉钉的发展方略之外，也有着待定的悬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便属于“未知领域”。“五中全会公报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非常弱，只有一句话，考虑到2012年的政府换届，估计‘十二五’期间政治体制改革上决策层还是求稳为主。” 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记者这样分析。
相比《公报》中的只言片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多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经济发展成果关系的表述似乎更令人看得清晰。
对此，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则认为，虽然这次《公报》中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及不多，但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视不够。“经济利益的调节、各方社会关系的平衡势必要引发政治体制上的改革，积极稳妥这四个字虽然简单但意思已经很周全，说明了政府在这一点上既很重视同时又慎之又慎。另外‘十二五’规划更多是侧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具体政治改革如何推进，也不是非要在这一规划里进行表达。”谢春涛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