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农民收入最高、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浙江的城乡统筹之路，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在浙江，我们从南到北，进机关，下农村；查资料，访典型，初步梳理出浙江城乡统筹的大致脉络。
从自发统筹到自觉统筹——一条红线串起城乡统筹的不同阶段
浙江的城乡统筹要从独具特色的浙江“三化”说起。这就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要特色的工业化、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要特色的城市化、以发展专业市场为主要特色的市场化。省委书记赵洪祝认为，浙江与众不同的“三化”，决定着与“三农”的姻亲关系，也决定着“三化”促“三农”的必然性。在浙江，“三化”与“三农”是同步推进、整体推进，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掣肘。
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主战场基本都在城市，浙江却别具一格，广袤的农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温床。因此，浙江的统筹与农民创业与生俱来、形影相随。乡镇企业创办之初，农民洗脚上田，家里的地没人耕种，村里就集中请人“代劳”，有的还给买来农业机械，减轻其劳动强度；为了鼓励“留守人员”的种地积极性，年终时企业给村里支付经济补贴，这就是最初的以工补农。浙江首创、后来在全国推广的“农业发展基金”，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城乡统筹之举。
但这些统筹毕竟是局部的、低层次的，只是各地农民自己的创造，属于自发统筹。由于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结构，浙江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1990年的1.76∶1扩大到2003年的2.43∶1，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明显滞后于城市。
党的十六大之后，浙江从自发统筹阶段走向自觉统筹阶段。
省农办主任夏阿国在总结这两个阶段的区别时说，自发阶段的统筹都在县域范围里进行，具有“民间”特征，省委省政府的态度是尊重创造、鼓励探索；自觉阶段的统筹则是在全省范围铺开，具有“政府”特征，由党委政府主导，整体推进，全面实施；自发统筹的动力来自于农村内部，是利益的局部调整；自觉统筹的动力则来自于党委政府宏观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是站在全局高度，对利益进行重新调整。
2004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嘉兴市召开了全省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别明显缩小，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到2020年，与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步，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2005年1月，浙江省颁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纲要》分析了浙江的发展状况，认为浙江已具备条件，应从产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六个方面入手，最后实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纲要》的颁布，为浙江的城乡统筹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让浙江的城乡统筹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局部走向全面。
记者查阅浙江省农办编辑的《农村工作学习文件》，发现从2002年到2007年五年间，浙江省领导从城乡统筹的高度，针对“三农”工作的正式讲话就有60多次；所制定的政策法规高达82项，其中有多个浙江首创、全国第一。
从自发到自觉，改革开放30年，浙江始终坚持工农城乡联动发展，一手抓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一手抓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发挥“三化”对“三农”的带动作用。省委副书记夏宝龙撰文明确指出：可以说，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贯穿浙江“三农”工作的一条红线，是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从市场农业到社会农业——通过解决种什么、谁来种和怎么种助农增收
“城乡统筹”，虽只简单的4个字，但内容所涉十分广泛，极其复杂。但是，不管千头万绪、千变万化，重点只有一个，就是促进农民增收。
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茅临生说，党的十五大期间，浙江农业的思路是市场化改革，主要目的是助农增收；党的十六大以后，浙江从城乡统筹的高度发展农业，除了助农增收，农业还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功能，如休闲娱乐、生态保障等。因此，尽管浙江农业的比重在日趋下降，农业收入的份额也在不断降低，但浙江从来没有放松过农业生产。
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景淼历数近年来出台的各项政策举措，认为，推进现代农业，浙江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种什么，谁来种，怎么种。
种什么，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整个浙江农业的定位问题。2004年，浙江提出了高效生态农业的概念，认为农业不仅要高效，而且要生态。
2006年，浙江制订发布了《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
2007年，浙江确定粮油、远洋捕捞为战略产业，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花卉苗木、蚕桑、食用菌、中药材被列为十大特色优势主导产业。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产业体系从此浮出水面。
浙江的过人之处在于：抓住时机，另辟蹊径，从本地实际出发，从市场需求出发，扬长避短，将高效生态作为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解决了种什么，接下来必须直面的是，谁来种？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显然难以对接，因此，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2000年，浙江第一家经正式登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台州呱呱坠地。这一新生事物因为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被社会各界广泛看好。
2004年，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在浙江颁布。一直以来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的合作社，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市场。统一农资供应、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统一标准，合作社成了农民增收的一个新的重要平台。
2006年，浙江制订了《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在税收及财政扶持上明确了优惠政策。合作社从此步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随后，全省各地开始陆续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今天的浙江，已经成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摇篮”。尽管数量上不是特别多，只有7200家，但是，专家认为，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组建早，而且运作规范，在推动全国合作社蓬勃发展，在催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方面，功不可没。
现代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服务体系的配套建设。实际上，这是继种什么、谁来种之后，“怎么种”的问题。
原有的农技推广体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已经“线断、网破、人散”，浙江从2005年起，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思路，率先在全国建立责任农技员制度，把责任农技员覆盖到每个农户。活力重现的农技推广体系，为农业增产增效打下了基础。
农业部门传统的职能，是管生产。农产品一旦离开大田，就与己无关。浙江的同志则认为，营销是整个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只要抓住怎么卖，卖给谁，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因此，副省长茅临生亲自主持，设计开发了“农民信箱”，辅导农民用最新的网络技术，销售自己的农产品。目前，“农民信箱”的注册用户已达到180万。茅临生还倡导召开了“农产品营销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茅临生提出，到“十一五”末，浙江要初步构建起销售和生产环节一体化的新型农产品营销体系。
农业生产一直靠天吃饭，“多年致富，一灾致贫”。2005年起，浙江采取“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方式，推出政策性农业保险。九类农产品列入保险目录。政府在保费上给予补贴，在赔付上兜底。经过11个县市三年试运行，今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全省铺开。农业自然灾害的后顾之忧被彻底消除。
农技推广、市场营销、农业保险，三个方面的服务，构建起整个现代农业的服务体系，给浙江农民增收系上了“安全带”、“保险带”。
围绕促进农民增收，从种什么、谁来种到怎么种，浙江抓农业的思路十分清晰，其间环环相扣，各有侧重，相互之间有所策应，而又讲究循序渐进。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农业的思路也从农业本身的市场化改革，悄然赋予了工农、城乡共建共享的社会意义。
从各自独唱到齐声合唱——通过“千万工程”凝聚力量建设农村基础设施
城乡统筹事关千家万户，工作千头万绪，如何厘清方向，寻找合适的着力点，设计出巧妙的载体，以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显得尤为关键。浙江的做法是，从农民反映比较强烈，又容易见效的环节先行突破：
2004年6月，浙江决定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建设1000个“村美、户富、班子强”的示范村，整治1万个村庄，整治内容包括垃圾清理、污水治理、改水改厕、河道清洁等。
“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办，原来分管该项工程的副主任顾益康认为：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对生产、生活的环境一定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丰衣足食后的浙江农民对农村环境的确反响强烈：晚上串门黑灯瞎火，雨天出门一身污水，房前屋后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脏乱差的农村环境，让许多外出经商打工的青年人连过年都不愿回村。
因此，“千万工程”一经推出，就普遍受到欢迎。许多农民感慨万分：政府不仅免了我们的税，还出钱帮我们修桥铺路搞卫生呢！
谈起对“千万工程”的评价，顾益康深有感触：在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除了土地承包，还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像“千万工程”这样，让农民如此发自肺腑地认同；也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像“千万工程”这样，让政府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财力。“千万工程”推出5年来，省里每年召开一次现场会，省委书记每次都亲临现场视察、指导、讲话。与会的，不仅有地方分管领导，还有主要领导。足显省里重视程度。
结果，原定5年“工期”的“千万工程”，浙江仅用4年时间就凯歌高奏。2007年，浙江提出了新的5年计划：争取到2012年，把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全部整治一遍。
“千万工程”不仅赢得了民心，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在全省上上下下迅速形成了城乡统筹的氛围和合力。
省农办副主任邵峰告诉记者，城乡统筹是一个新的概念，浙江的许多干部是通过“千万工程”认识“统筹”的。以前，人们对“统筹”的认识相当混乱，有的干部长期以来习惯于重城轻乡，难免厚此薄彼；有的地区认为自己经济欠发达，“统筹”还要假以时日；有的单位则认为，“统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此，面对“统筹”，实际上是困难重重，一筹莫展。
“千万工程”的立竿见影和深受欢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加深了大家对城乡统筹的认识。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统筹”并非遥不可及，也非权宜之计，“统筹”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将城市和农村统筹规划、统筹安排，就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后达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支持农业之目的。
一个“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了浙江全省城乡统筹的大合唱。浙江原来就有众多的农村“工程”，如交通部门的乡村康庄工程，水利部门的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工程，林业部门的万里绿色通道工程、绿化示范村工程；经贸部门的千镇连锁万村放心店工程等，这些工程纷纷聚集到“千万工程”旗下，按照“示范村建到哪儿，配套资金就跟到哪儿”的要求，跟进配套。
“千万工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士”：省电力部门主动提出要求，将“新农村电气化工程”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十一五”期间，电力部门要在浙江全省建成新农村电气化县35个、电气化乡镇350个、电气化村5500个。
浙江大学是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校党委书记张曦和校长潘云鹤致信浙江省委，主动要求参与新农村建设，最后与湖州市达成市校全面合作协议。
众多脱胎于农村的乡镇企业更是不甘落后，积极投身其中，全省共有1.5万家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
从一开始的独唱到最后形成大合唱，“千万工程”推动了整个浙江的城乡统筹，从此，浙江的城乡统筹工作高潮迭起，终成浩荡之势，可以说，“千万工程”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了浙江城乡统筹名副其实的“龙头工程”。
从扩权强县到扩权强镇——通过节点前移创建农民创业新平台
在浙江，有一个总结通俗易懂，也很说明问题：浙江发展快，是因为农村发展快；浙江富，是因为农民首先富；浙江经济活，是因为农村经济活。
如果从体制机制上加以探究，我们会发现，浙江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推行了扩权强县战略。按照统计口径，县一级就算农村，因此，浙江的扩权强县，实际上就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城乡统筹。
浙江的扩权强县一共有四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92年，将4项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3个县。另一次是十年后的2002年，将属于地级市的313项经济管理权限“空降”至20个县级行政区。
扩权强县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国家统计局的评估中，浙江省有30个县市进入了全国百强，数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经济最大的亮点。
但在扩权强县推进过程中，浙江发现，县域城市作为带动农村发展的龙头，尽管在产业积聚和人口积聚上作用明显，但带动力和带动面仍然不够。在连接县城和农村的中间，还缺少一个环节，这就是中心镇。
2005年底，浙江开始试行“中心镇培育工程”，尝试着将城乡统筹的节点从县城前移到乡镇。他们的做法是，在数以千计的建制镇中选择141个条件比较好的，通过放权强镇，壮大特色产业，使中心镇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在此基础上，浙江省于2007年4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计划分期分批，有重点地进行培育，在全省形成200个布局合理、特色明显、经济发达、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体制机制活、辐射能力强、带动效应好、集聚水平高的小城市。
在《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中，浙江对中心镇的定位是：“中心镇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城市化的重要节点。”显然，浙江已经把中心镇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了实施这一战略意图，在规划上，浙江实行县城、中心镇、中心村一体规划；在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上，浙江把许多县级政府的职能下放给了中心镇。
钱清镇是一个经济强镇，镇委书记、镇长谢兴长概括乡镇职能很形象：“天大的责任、巴掌大的权利”。作为名镇，每天，谢兴长看到大量的问题，却无权处理；另一方面，有权处理问题的，又看不到问题。
扩权后，谢兴长的烦恼大大减轻。以前集中在县级政府的财权、审批权、人事权等都被最大限度地下放到镇级政府。镇里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谋划未来。
明天的钱清镇将是什么模样，谢兴长充满向往：钱清将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乡镇，而是“小城市”。轻纺产业将进一步集聚，人口将进一步集中，人们想要购物、看演出，不用再往绍兴县城跑。所有一切城市里具备的，钱清都将不再缺少。
从区域扶贫到阶层扶贫——通过消除贫困创造和谐发展新格局
2008年10月16日，全球反贫困高级研修班在浙江大学隆重举行，来自38个国家的64位政府官员齐聚一堂计划用20天时间，研讨中国的反贫困经验。这个已经连续举办五期的高级研修班，为何落户浙江？一个充分的理由是，浙江的扶贫探索卓有成效，可供借鉴。
浙江农村经济普遍发展较快，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山区，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成为“后进生”。如何帮助“后进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共同进步，成为浙江城乡统筹发展这篇大文章中引人注目的章节。
浙江扶贫可用“围剿”两个字来形容。从消除贫困县到消除贫困乡镇；从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从区域扶贫到阶层扶贫。“围剿”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有力度。
上世纪90年代，浙江省还有8个贫困县，通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前3年摘帽，浙江成了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贫困县没了，但还有100个左右的贫困乡镇，农民人均收入在1200元左右。2000年，浙江开始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历经三年，将贫困乡镇人均年收入提高到1922元。浙江再次成了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乡镇的省份。
贫困是个相对的概念。绝对贫困消除了，还有相对贫困。经过调查，浙江列出了25个欠发达县和一批欠发达乡镇，开始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
所谓“山海协作”，是对省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进行区域经济协作的形象概括。“山”主要指浙西南山区为主的25个欠发达县，“海”主要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2002年起，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室搭建平台，将双方捆绑在一起，探索区域协调发展道路。5年来，全省累计达成合作项目4006个，到位资金700多亿元。
“山海协作”一改以往对口输血的帮扶模式，建立起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以对口造血帮扶为主的新模式，将双方积极性都充分调动了起来：欠发达地区引进了项目，得到了发展；发达地区解决了用地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而从省里来看，达到了产业梯度转移、布局优化调整的目的。
据省经协办副主任郑宪宏介绍，衢州、丽水地处浙南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其它地区，“山海协作”后，两地引进了大批项目，分别占同期招商引资项目的74%和86%。经济发展出现了罕见的加速度，其中，衢州连续5年GDP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一匹黑马。
农家乐是浙江发展山区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创举。
浙江多山。在传统思维中，山区贫困落后，是个包袱，但浙江人发现，山区不仅生态优美，而且民风淳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资源。省委省政府因势利导，成立农家乐发展领导小组，召开农家乐座谈会，举办农家乐推介会，出台农家乐示范村（点）评定标准。在省里大力推动下，浙江农家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至7月，全省农家乐游客达2500多万，营业收入超过17亿元。
浙江省东阳市有个天山村，离县城25公里。村里183户518人，因地处偏僻，收入微薄，大家纷纷下山找活路。到2005年，村里跑得只剩下80来人，人均年收入只有987元。搞起农家乐后，下山的村民纷纷回迁，达到400来人。村里重新欢声笑语，2007年人均仅农业收入就接近4000元。
浙江大学黄祖辉教授从理论层面总结到，浙江所走的反贫困之路，是一条提高贫困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改善贫困人口发展环境的反区域性贫困道路，是统筹理念指导下的区域和谐发展的新探索。
浙江的贫困，以前主要由地理因素造成，属于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随着该类贫困范围不断缩小，因个体因素造成的阶层性贫困越来越突出。一些素质低、能力弱、积累少的农户，成为社会中增收难度最大的群体。调查发现，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农户，浙江全省共有111万户，271万人，这些农户分布在全省各个地方。
被称为“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工程”的“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已经在浙江正式启动实施，计划通过5年努力，使70%以上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达到“户户小康、人人小康”目标。
从有形统筹到无形统筹——城乡统筹向纵深推进
“住在村里不比住在城里差。”在嘉兴市的海宁，有个丁桥镇民利村，71的老人游浦堂携着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以及同样白发苍苍的妻子正在家门口晒太阳。在他身后，是一幢造型别致的农家“小别墅”。“生活非常便利，水、电就不用说了，家里烧的是沼气，公交车也通到了家门口。”游浦堂：“子女大学毕业后都在城里安了家，一再要我们跟他们一起过，但我们觉得乡下房子大，环境好。要买什么东西，出门就能买到，有点小毛病村里的卫生服务站也能看，方便得很。”
因为所辖的每个县市都进入全国百强，社会和谐程度较高，因此，嘉兴市早在5年前，就已成为全国第一个社保全覆盖的城市，并且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第一个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嘉兴市农办主任汪洪波认为，5年来，可以通过花钱“统筹”的，嘉兴基本都已解决。接下来，要继续向前推进，只有大胆推进制度创新，打破体制障碍，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因此，嘉兴面临着更为艰巨和繁重的任务。”
嘉兴是城乡统筹的先行之地，嘉兴面临的问题正是整个浙江所需要突破的：统筹将从有形领域转向无形领域；从浅层次的、用钱能够摆平的，转向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的建设。
5年来，浙江一直致力于构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的机制。先后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就业制度，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在教育方面，浙江提出农村也要搞15年基础教育，全省3年就投入财政资金32亿元；在卫生方面，按照“让农民看得起病、有地方看病、加强预防少生病”的要求，推出了“农民健康工程”。
在其他许多省份还在小范围试点时，浙江已在全省范围内大刀阔斧地推广。在其他许多省份还就某项具体的服务进行探索时，浙江已经构建起了比较系统的公共服务体系。但浙江的公共服务有待制度化、规范化，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
今年8月，浙江省政府发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又推出就业促进、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全民健康、文体普及、社会福利、社区服务、惠民安居、公用设施、民工关爱等“十大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多个部门负责落实，将城乡统筹发展推向了一个新台阶。
浙江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五年努力，建立健全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配置公平、发展均衡的社会事业体系，布局合理、城乡共享的公用设施体系，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浙江农民已经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跨越，城乡经济发展均衡度明显好于全国，浙江省全面小康实现度已接近70%，连续三年在全国各省区排名第一；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连续23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小于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和小城镇人口集聚率明显高于全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领先于全国；全省有27个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通过五年城乡统筹兴“三农”的成功探索，浙江农村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和谐景象。随着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浙江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将连为一体，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将相映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