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凌：农民持续增收是检验农村改革的重要标准

农村改革的检验标准是什么？请教专家和部门，答案基本在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框架内。请教农民群众，回答说也不复杂，票子越来越多就好。深化农村改革各项措施行不行、好不好，“关键看老乡”，得农民群众说了算。农民群众希望票子多，就是要增收；越来越多，就是要持续增收。当前，农村改革如火如荼，我们需要确立一条简明扼要的检验标准，看农民是否持续增收。据此观察实践，要克服四个风险。

克服利益低位固化的风险。在当前的土地流转中，租赁方式接近一半。这种方式简便灵活，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开辟了道路。农民把土地流转给业主，大多签了10年以上的租赁合同，有的超过本轮承包期限一签就是30年。租金有各种算法，常见的是准实物地租，如每亩500-800斤黄谷。三口之家3亩耕地，每年土地租金收入有2000多元。和自行栽种传统作物相比，租赁方式对于当下增收有积极意义。但租金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则农民的土地收益有被长期固定在一个较低水平的风险。黄谷的市价是个变量，上涨是个趋势，但大幅上涨则不太可能。在园区打工的农民毕竟少数，工资往往按天不按月计，更谈不上城市产业工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险政策。怎样合理确定农村土地流转价格，是个问题。租金高了，业主不来，刀耕火种传统作物“老三篇”，无法持续增收；但租金价格10年30年不变，对农民而言似乎显失公平。消费升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国家对农业的倾斜政策和投入，这些因素带来的农业综合效益和比较效益的提高如果无法体现到农民身上，绝不是我们的初衷。一方面，我们要指导建立租金合理上涨机制，保护出租土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行合同订单、利润返还、二次返利、收益分成等做法，改变农民简单出租土地的单一做法，让农民和业主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利益共同体，让农民能够持续增收。

克服跑输工商资本的风险。当前，工商资本下乡步伐很快，许多农业园区都在几百几千亩，带动区域更大。一问业主何来，不少是房地产商转型或企业实施多元化，再联想到丁磊养猪、柳传志布局现代农业，资本对农业的长期看好渐趋一致，这对一直投入严重不足的农业来说是好事。问题是在农民议价能力较弱、农村求资若渴的情况下，工商资本挟资金、技术、规模、市场之利，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容易获得一个长期受益的合同，农民则有蜕变为一个生产要素和要素提供者而已之虞。比如良种猪寄养模式，尽管农民每头猪也有百把元收益，但经过包装的猪肉一斤可以卖到几十上百元，大头还是工商资本拿走了。好比电子产品的代工模式，农民还是处于价值链低端。引进工商资本搞大型种养业，各种政策十分照顾和优惠，很容易导致周边农户从事种养业的生产意愿和竞争能力严重下降。工商资本下乡的好处，除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外，我们还应该看它对作为农业发展主体的农民是“挤出效应”还是“带动效应”，是否有利于农业稳定和农民持续增收。毫无疑问，应该要让下乡资本有钱赚。关键要防止工商资本挟势要价太高、收益大部归己，让农民跑输。工商资本的利益应该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更应该维护。我们一定要握好天平，一方面帮助农民获得一份好处共享、利益递进、持续增收的好合同，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组织、带动、富裕农民更直接、效果更好的农民合作社，既培养种养能手，又培养经营能手，现代农民越来越多才是农村的希望所在。

克服竭泽而渔的风险。在历史长河中，农业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基础。尽管许多业主与农民签订了十年数十年的土地流转合同，看似不会出现短期行为，其实不然，资本事先都会做投资回报测算，都会追求土地开发使用的最大化。为了快速增产，有的业主（一些农民也是）大量使用无机肥和农药，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以致个别地方出现土壤板结的隐患；有的地方大量栽种有“抽水机”和“抽肥机”之称的速生林，导致溪水越来越少，果树的病虫害越来越多，对土地的侵略和破坏作用巨大而长远；有的地方环保不力，工矿区、工业区周边水土空气质量恶化，出产的作物畜禽已不宜食用。若干年以后，这样的土地交给谁来种呢？凡此种种，迫切需要我们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地质土壤情况，考虑制定《土地肥力开发保持办法》，划出红线，强化引导，确保后代有田种有饭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个好政策，毕竟是一锤子买卖，也要控制范围、规模和节奏，避免农村土地整理过快扩张，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农民“被上楼”。切不可将挂钩政策片面作为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用地需求和降低政府土地取得成本的手段。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村土地价值逐渐上涨也是一个趋势。手中有地心中不慌，让农民适度保持一定规模的农村建设用地，对于农村稳定和农民持续增收是有利的。

克服被平均被增收的风险。“三农”工作地位重要，各地都集中力量打造了一批深化农村改革的示范点（片、带），有的地处城郊，有的紧邻交通要道，有的依托风景名胜，有的推进资源开发，有的实行一二三次产业联动，所在地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家庭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也不在少数。但总体而言，多数地方还是山河依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不快，被平均、被增收现象突出。我们体制的一个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打造一两个示范点不在话下，也有利于推动全局，关键是那些问题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改变了多少。好事最容易先发生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产生“马太效应”不说，甚至持续投入重复投入，有的示范点还成了专项资金过路通道。有一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的农村建了中心村、聚居点、新居，水平不亚于成都近郊农村。县长也坦言，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接近1/4的村不通水泥路、1/3农户用的是时常烧坏电器的小水电，安全饮水也有问题，20来个高寒山区村最好移民，那里生存条件差、产业基础弱、业主不愿去、农民无钱投资，令人忧心和不安。我们一定要重视平均数掩盖下的问题，不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改变思路和做法，从条件最差、农民最穷的地方抓起，综合运用深化改革、对口支援、连片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等方式，尽快让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农民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地方党委政府要尽好引导、支持、规范、监管之责，不遗余力助农持续增收。农民群众也可以拿着这把尺子去丈量各项接踵而至的改革措施。如果改革红利不是主要流向农民，那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