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解决城镇化与“三农”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看来，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多数农民的城镇化；最大的风险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韩长赋说，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部署，必须统筹解决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努力缩小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尽快补上农业这条“短腿”，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进而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
记者：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给农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韩长赋：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由此积累起来的财富，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我们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也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对农业产生了强大的拉动作用。
记者：请您具体分析一下这种拉动作用有多大。
韩长赋：一是城里人的消费量明显高于农村人。人们一直以来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城里人比农村人吃的粮食少，对农业资源的需求就少。其实不然。一个城里人直接消费的口粮，也就是主食，确实比农村人少。但是，城里人消费的肉、蛋、奶及水果、蔬菜等大大高于农村人，而这些都需要用粮食来转化，或者占用粮田来生产。农民一次吃一个苹果就够了，而城里人喝一杯苹果汁要榨三个苹果。因此，简单说城里人粮食消费少于农村人是不确切的。另外，城里人消费优质农产品也给农民的生产和增收创造了新的空间。
二是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化率很低，那时的农产品是四个人卖、一个人买，肯定卖不出好价钱。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基本上是一个人卖、一个人买。随着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很快就会是一个人卖、两个人买了。这无疑为农产品价格提升带来很大机遇。
城镇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农产品需求增长，拉动农产品价格上行。农民和所有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农业农村经济工作者，都应该看到和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投资农业不会一夜暴富，但会得到长期和稳定的回报。有兴趣、有志向投资和发展农业的企业家、金融家，应该有这样一种眼光。
记者：工业化、城镇化会给农业和农村带来哪些风险？
韩长赋：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和农村。在市场自发作用下，农业和农村本已相对缺乏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迅速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特别是向大城市聚集。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扩张，工业用地急剧增加，每年都有大量土地包括耕地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资金原本就严重缺乏，农村的存款仍在大量进城，几乎所有的县都存在着大比例的存贷差。大量农村人才特别是年轻劳动力进城打工，在为农民增加就业和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主要靠留守老人和妇女种田的情况。
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生产要素进城，是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普遍现象。因此，实践中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防止因强调城镇化而忽视农业、农村、农民，防止各级干部注意力转移而导致资源要素配置偏离。
记者：城乡要素存在哪些不平等交换？韩长赋：现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消除，基本实现了商品平等交换。但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要素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
首先是土地。城市建设、工业项目、开发区从农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尽管征地补偿费用在逐年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土地征用和开发转让过程中大量的级差地租被转移到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很多地方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用的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这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其次是劳动力。每年有2.6亿农民外出打工，其中1.6亿进城打工。近年来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制定了若干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性文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社会保险也在逐步增加。但与城市职工相比，与企业利润收益相比，农民工的工资还是偏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是偏低的。农民进城打工留给城里的“剩余价值”也是巨大的。这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再次是资金。一方面，农民和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转为存款大量流入城市，流入工业项目，而农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农民普遍贷款难。另一方面，因为资金缺乏，农民贷款融资成本又比城市高。农村信用社是农业贷款的主力军，为了鼓励农信社增加贷款，不得不给他们一个利率上浮的政策。至于农民借用地下钱庄和“抬会”的钱，所支付的利息就更高了。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应该说，要素的不平等交换是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利益不均等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都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记者：有人说，现代化就是要“减少农民”，那么城镇化是否意味着“消灭农村”？
韩长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52.6％，城镇常住人口已多于农村。按这个速度，再过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会超过70％，而届时全国人口也将达到15亿的峰值。这就意味着20年后的中国仍将有大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这也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农民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因此，必须统筹考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为农村人建设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因此，城乡规划要统筹考虑，城镇化要带动新农村建设，而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搞所谓“去农村化”。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应该是缩小版的城市。城镇和农村要和谐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巨大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否则就会城镇不像城镇，农村不像农村。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某些“去农村化”的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符合城乡统筹发展原则和大国现代化规律的。
应该说，必要的并村及撤村建镇是需要的，但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要有科学的规划、合理的规模。楼盖得很高，农民上楼了，但生产、生活不方便了，生活成本高了，没有田园式生活了，生活废弃物也没有消解的空间了，农民是不高兴的，不愿意接受的。而且农村原本是个熟人社会，现在大家都是“居民”了，谁也不认识谁了，矛盾纠纷没法自行排解了，也给基层管理增加了成本。因此，建设新农村，一定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脱离实际求大、求急，要兼顾生产和生活，真正为农民着想。
记者：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韩长赋：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要搞好新农村建设规划，根据农村人口的变化，本着方便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合理调整村庄布局。要为农民设计房子，农民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盖房子。房子缺少科学规划，布局和设计不合理，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也是我们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有新房、没新村”，农民房子十年推倒重盖一轮的重要原因。
欧洲很多国家如德国、波兰等，都很重视乡村规划，政府为农民设计各种住房式样供农民选择。一旦选定之后，建设式样、尤其是外观色调不能轻易改动。这样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那里的住房、森林、耕地、草场是那么和谐相映。我们也应当把乡村规划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把住房设计作为农民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者：如果没有农村，城市将会怎样？韩长赋：前面讲到，即使将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
农业的多功能性表明，农业不仅能给人们提供一日三餐，还可以为人们特别是城市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菜田本身就是绿地，稻田就是人工湿地。如果一个城市周边消灭了这些东西，全部变成钢筋水泥，还到哪儿去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园风光？去哪儿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意境？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人们寻求到农村去居住，到郊区去度假，这其实是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同和田园生活的追求。
农村存在的意义，还在于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存在的，这也是文明的多样性。如果农村文明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现在成都搞“农家乐”，家家爆满，北京的郊区游常常使八达岭高速成为停车场，这些都反映了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和农业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编辑：陈麒 责任编辑：杨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