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德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和欧美就业岗位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业岗位的流失一方面导致欧美内需不足，居民更多依赖财产支持型金融工具支撑其消费需求，令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化程度不断加深，终至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也导致税基销蚀，令福利社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进而成为欧美政治极化的推手。
欧美“故事”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就业乃幸福社会之基，没有一定规模的就业人群，一个国家的经济将失去可持续的内需之源，同时福利体系的构建乃至维系也将成为无根之萍。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正确地看到了美国福利体系的持续削弱对于美国内需的不利影响，但其通过重构美国福利体系来提振美国经济的药方一方面多少有点倒果为因，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政府支出。考虑到美国财赤已然高居不下，人们对这一药方心存疑虑乃至抵制也就可想而知，这也解释了奥巴马的医改方案为何一波三折。而由于选举政治的内在规律，此一抵制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为富人政治影响力的发挥，从而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令社会共识更难达成。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规模的巨大，就业压力一直挥之难去。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加速，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一批原有的工作岗位将面临或消失、或转移到临近国家和地区的局面，从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令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不过，种种压力之下，中国提升就业的空间依然较大，关键是要转变此前禁锢人们创造性思维的一些成见，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有利于就业岗位创造的政策环境出现。
首先，农业与农村就业其实大有可为，前提是要推进新一轮工农结合和城乡对接，从重点强调非农就业转变为强调涉农就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勃兴曾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而由此伴生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亦曾被寄予厚望，但后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乡镇为基础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终因规模效应的匮乏而趋于式微，进城打工遂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一个主要途径。
眼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以提升其生产率也就有了新的动力，而这一进程又提供了吸纳就业的巨大空间。与之前强调机械化和规模化农业从而客观上减少农业就业的狭义农业现代化不同，广义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型的现代化，它更强调的是涉及农业的各个环节的产业化和组织化，比如农产品的深加工、仓储物流、营销等，此外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涉农的科研、培训、融资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将倍增。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就越强。
此外，随着农业进入网络时代，各种直供、特供的信息成本直线下降，加之物流业的日臻发达，之前因缺乏规模而不具竞争力的特色小众农业的生存空间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已经吸引了不少年轻农民跻身其中，甚至不少城市有为青年也加入进来。
而随着交通设施密度的不断提升，各种N小时生活圈渐次出现，涉农观光休闲产业近年来渐成气候，对于解决农村就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随着都市周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进一步完善，将会有更多来自城市的富裕退休阶层选择到农村居住养老，与之相关的各种配套服务也将催生相关的涉农产业。这也是法国农学家孟德斯在其《法国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乡对接并非意味着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应是青壮劳动力进城、富裕老人“进村”的双向流动，如此城市实现了自身的新陈代谢，农村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资金。
此种双向流动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动。只有更多城里人愿意“下乡”，所谓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才有了更现实和直接的经济效益，甚至不排除出现和城市房屋所有权证实现某种意义上置换的可能。这反过来又会倒推农村土地所有权证的明晰化和规范化，进而使农民“带产进城”成为现实的图景。而有着变现可能的“有产”农民和在涉农领域就业有着现实消费能力的“有技”农民的进城，不仅将大大消解此前城市既得利益阶层和管理者对农民进城的抗拒，其所产生的全方位的消费需求又将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由此可见，一旦盘活涉农就业，不仅农村就业，而且城市就业也将得到极大的改观，进而推进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进程。这种以对既有城市的更新与扩围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必然优于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倒果为因的人为城镇化造城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误不是所谓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而导致内需不足，而是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布局和进程上的不同步，导致中国经济无法将中国农民工在全球竞争中通过比较优势收获的工业化红利转为城市化成果，进而导致中国可持续发展动力的不足。换言之，如果我们及早下定决心以打造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政策导向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则农二代、农三代早已成为新生代市民，农业现代化进程抑或早已提前出现。而随着城市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的及时释放，则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内生动力亦可能早已出现，而无需今日带有较浓厚政府主导色彩而又成效不彰之“腾笼换鸟”政策的推出。
如今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依然有不少人士对所谓产业大规模西迁抱有厚望，而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囿于配套能力、物流成本和消费市场距离，产业转移的收益并不像人们当初设想的那么大。而且持有此种思维的人士恰恰忽略了中国已经拥有一个高流动性就业市场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在中西部并不“存在”一个劳动力成本低下、对工资没有太高要求的就业群体。所谓“雁阵模式”成型的核心，是因为劳动力的大规模国际流动难以形成，而在一国之内，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令产业转移失去必要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宁愿转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也不愿意向西部转移。事实上，近年来中西部的工业化主要还是围绕资源能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进行，而就业岗位的提供依然主要是由东部来实现。
因为城市化进程延宕，新生代农民工的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难以提升。如今，我们正开始承受未能以东部为主推进城市化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的恶果，即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需求过剩与产业升级换代所需中高技术岗位职工人数不够的两种现象尴尬性并存。
养民不若富民。在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打造国民福利体系，从而让更多国人分享改革红利的同时，尽快加速工农、城乡对接，进一步厘清和理顺东西部战略关系，为中国民众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方能奠定可持续的幸福社会之基。
编辑：刘早生 责任编辑：杨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