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佳（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
农民工随迁子女发展权的实现状况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重要指标。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中，温家宝总理强调“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由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提供的教育，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发展权保护中需要贡献出更大的承载力。
呼唤公立学校坚守平民教育取向
目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入学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能上学”之后，“上好学”的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随迁子女不能适应城市公立学校对学生特长的推崇及高难度、高速度的学业压力。
当前，城市中小学都在努力将自身打造成“特色学校”或“卓越学校”，在升学压力稍弱的小学阶段，学校特别看重学生特长。一些学校把素质教育简单地理解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将部分学生艺术特长的展示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主流。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学有专长本无可厚非，然而将学生在艺术节、活动周上的“贡献率”作为评定学生优劣标准的做法，显然会使包括随迁子女在内的广大低收入家庭子弟陷于茫然。特长培训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低收入家庭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这样的条件。公立学校作为打破社群隔离的重要渠道，必须明确素质教育的真谛，努力使所有学生在可能范围内获得成功，进而消除因学生内群与外群间的群际偏差而产生的歧视与偏见，缩小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学生间的心理距离。
近来，冠以“研究性学习”之名的学生授课、以学生讨论代替教师授课的“教学形式”在小学开始出现。课堂成了表演的舞台，“蛊惑”学生“提前学，提前多学”，要学会“抢跑”。在调查中，随迁子女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一些教材上的重点、难点在教学中被教师略过，或者“以考代讲”，原因在于很多孩子利用假期参加课外班培训已经学习了新课，教师认为不必在“旧知识”上浪费时间。而随迁子女少有参加课外辅导的，因此，每次测验都被落在后面。随迁子女呼唤平民化的公立学校，期望按部就班地学习知识，最大限度地提升能力，不再有作为“观众”的尴尬。
呼唤家庭塑造“优良学伴”
尽管教育行政部门不遗余力地采取了包括提高“配额生”比例在内的各种办法来遏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但家长们给孩子寻找“优良学伴”的择校工作从未间断。家长们越来越看重自己孩子同学的素质，认为这可能胜过优秀教师。随迁子女不是同学及其家长心目中的“优良学伴”，这也是其在学校遭遇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随迁子女家庭的卫生情况、言谈举止及游戏内容与城市孩子具有一定差异，有时甚至截然不同，这是导致城乡孩子间疏离的原因之一。随迁女童多半会以欣赏或沉默的方式配合城市孩子，而调皮的随迁男童从在外弱势、在家强势的父亲身上学会以暴力来显示自己另类的“特长”。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尊水平通常较低，因为其缺乏父母的正确影响。有些农民工家长渴望孩子可以通过好成绩改变命运，只要孩子成绩不理想或被老师批评，就会责骂甚至棒打孩子，但却不能为孩子遇到的学习和生活困难提供事实上的帮助；另一些农民工家长自认为没能为孩子提供城市孩子那么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感到愧疚，进而纵容孩子的各种要求，甚至当孩子学习不努力时也不及时规劝。家庭是随迁子女发展的基础，缺乏这一基础，学校及任何外在力量的努力都将事倍功半。随迁子女渴望被同学真实接纳，他们呼唤家长能修正言行，并顺应孩子的发展，帮助子女成为城市同学的“优良学伴”。
呼唤社会提供“积极经验”
学习作为“在经验的作用下发生的持久行为改变”，无处不在。不是所有的持久行为改变都可以称为发展，有些改变恰恰走向了发展的反面。因此，作为随迁子女直接经验来源的社会，只有为他们提供“积极经验”才可能对其发展提供保护。
首先，要尊重随迁子女所在群体，不要依据刻板印象排斥他们。所属群体能够为个体提供重要的自尊来源。个体会从群体其他成员的成就中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反之亦然。当前媒体通常是站在同情“弱势”的角度上呼吁全社会关注农民工群体，社会舆论中关于农民工群体不利于城市社会稳定的评价也深入人心，排斥依然存在。当孩子们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助时，就会将这种感觉内化，渐渐认定自己的成长环境、智力、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均为“劣势”，形成宿命般的负向自我评价，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无权。教育是一个“增权”的过程，社会提供的积极经验可以帮助随迁子女逃离失败预期，从而提升争取平等发展权的意识。
其次，为随迁子女家庭提供切实帮助。具体而言，可以加强农民工聚居区的社区服务，增加健康的娱乐场所和设施，规范网吧，遏止赌博、斗殴等不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行为发生；兴办社区幼儿园，让学前随迁子女接受早期教育；普及育儿知识、建立家长学校，帮助家长与孩子沟通；为在学儿童提供课外辅导和心理支持。
“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恳求别人对自己的关怀”，“被关怀”是最积极的经验，可以使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尤其是在个体年幼时。我国正在通过制定和执行刚性政策来消除阻碍随迁子女发展的特殊障碍，义务教育也正在逐步走向均衡，各地公立高中向随迁子女开放也成为可见的预期。构建一个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社会，为所有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些教育主体需要贡献出更大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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