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
缩小差距：转型期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时期，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方式，要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又是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密切相联的。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一个副作用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得到的数据是，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收入不太公平的状态。有些媒体还说2009年中国的基尼数据已经超过5%，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收入分配非常不平衡的国家行列。因此，在对于经济成长成绩非常高兴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冷静的因素。当然是否达到5%，还有待材料的进一步公布。但我想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在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当中，收入分配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收入分配的问题就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政府理所当然地顺应民意，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作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时期，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方式，要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又是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密切相联的。
可以首先列举一下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初次分配方面，我们列出六个因素。比如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了劳动报酬的下降、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拉大，这都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更重要的是在再分配领域，在理论上我们政府通过再分配平衡在初次分配领域当中不平衡的状况。但很遗憾地看到，我们的再分配并没有扭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扭曲现象，反而使之加剧了。
我刚刚列举的这些问题，今天显然来不及讨论，结合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讨论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基尼系数偏高的贡献。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是0.475，之所以达到如此高的差距，很重要的是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到40%，也就是说有40%是由于城乡差距造成的。于是就会提供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降低我们的基尼系数。而这一点并不是不可及的，因为粗略的计算显示，只要把城乡收入的差距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就可以使得我们的基尼系数回落到0.4以内。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看法，以及寻找实现这个看法的路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历史。
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算起，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其后的几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在1993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收敛，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2.47倍，如果可以回到这个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可以回到0.4以下。但是这个趋势又发生变化，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个变化的主导原因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这是首次，是历史性的。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就是重化工时期，同时也开启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刚刚
总的来看，无论怎么计算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这样的时段分界是很清楚的。为了使这个问题更有分析意义，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的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就是说，我们分别讨论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以及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总的来看，这两个基尼系数发展的方向、趋势及步调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最高的水平，没有超过3.2，也就反过来验证了在中国总体的国民系数当中，使我们达到很高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必须涉及到它的关联问题，也就是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有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容。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已经基本稳定。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如果从地区之间的平均工资，和各省的平均工资，和全国的平均工资标准差的均值来看，我们发现本世纪初已经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我们给出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下一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地区差距的问题可以不考虑在内。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看，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从而为我们再进一步地讨论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奠定基础。
存在差距：发展变化的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城乡收入差距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没有这个动力，也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也就没有发展。所以，我们不应当非常简单地提出来消灭城乡差距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很清楚，具有先进工业的城市和落后农业的乡村之间，存在的差距才是变化的动力。因为有差距才有变化，有变化才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城乡收入差距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不能否定。没有这个动力，也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也就没有发展。同时，也是一个结果。因为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集中在一起，并且把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因此造成了这样的收入差距。
刚刚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特别地关注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我们这里给出了一批数字，这些数字主要是说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多少职工，第二个就是这些职工中有多少是流动人口。这个数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职工的总数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已经占到绝大多数的比重。在一些部门来看，更是如此，除了国有部门，其他部门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都占到绝大多数的比重。因此，分析这些流动人口的状况，分析他们的收入，构成分析中国巨大城市化浪潮的关键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很低下的，这是中国很特有的现象。我们本来是城乡二元结构，现在从乡村里转移出来的农民进入城市之后，不仅没有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造成了双重的二元结构。这就是原来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存在，并且农民工进城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造成本地居民的劳动力市场和外来人口劳动力市场的、新的二元结构，所谓二元结构就是待遇不同。这是研究中国问题一个绝对不可忘记的前提，就是中国农民工的转移，在一定阶段中没有消灭二元结构，反而产生了新的、双重的二元结构，这是理解中国所有经济现象的基石。
农民工收入水平很低，因为他们通常是在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低的行业。因为农民工没有组织，具有极弱的谈判能力，什么老板都可以压低农民工的工资。中国的就业人口中农民工占主导，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又极低，被压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所以，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解释了为什么在初次收入分配当中劳动占比很低，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收入占比很低，而且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遏制差距扩大：城乡统筹新阶段
我们固然已经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果，但考虑到目前的差距现状以及发展的动态因素，必须要意识到统筹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未来可能会经历的危机。
回顾了过去，并且我们确认了事实之后，我们要放眼未来，这种状况会不会继续下去，我们非常希望找到一个转折点，当工业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现象能够扭转。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有了一个初步的观察，当然这个观察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就是存在的一个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这个转折点大约就在45%左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如果在此之前只是农村的人口、农村的资金向城市单向集中，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会发现，人口在城乡之间是双向流动的，资本在城乡之间也是双向流动的。这种双向流动正是我们中央所概括的，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这样一种情况，经济学家认为就是要研究，为什么要转折。比如说我们要给政府提建议，怎么创造一些条件促进转折。我们大致罗列了一下促使转折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而且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不能再集中了，资本要逃离那个地区，劳动力也不在那里集中了，因为就业非常困难。第二，我觉得更具根本性的，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原本的优势丧失了。也就是说，如果说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城市和乡村彼此是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有很多的因素，城市具备，农村也具备，甚至农村条件更加优厚。第三，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一些地区已经接近尾声。这样的话，自然会提高这些可能转移的和已经转移出去的劳动人口的收入水平。第四，追求绿色的、亲自然的生活环境，逃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的森林，这种生活方式渐成时尚，而且会形成社会潮流。第五，由于上述原因，在整个资金的配置上，我们会发现现在配置在乡村的资金很可能它的收益率是高于配置在城市的。比如说上海市政府最近就大力支持有眼光的投资家，投资到崇明，投资到养老、健康行业，这些都是促使转折的因素。
总之，这个转折已经发生，特别在那些像上海、浙江、江苏这样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已经发生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来促进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从全国来看，比如成都、重庆、广东、山东已经有大量的探索。这些探索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概括为两点，第一，土地是核心。所谓城乡综合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如何处置土地，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处置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如何让所有权不至于一次性土地转型就永远离开农民。如何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不仅是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的手段。我们概括就是对于农民的问题要保证他的三个产权，第一个是劳动的产权，也就是他们今后在工资的议价中，应当提高他的地位。第二个是对房产的产权。第三个是对土地的产权。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各级领导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注意到上述列举的所有研究、所有的探索，无不与土地有关、无不以土地为核心来运转。但是，显然需要有一个全国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一体化是关键。我们可以列出很多一体化的要素来，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变通就可以使得人、资本、配置更为便捷，没有障碍。如果路不通、电不通、信息不通，资本是通不到那里的。政府通过做大量的基建建设，才为资本进入市场提供条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包括户口制度的改变，我觉得都是对于我们促使城乡统筹发展、最终消灭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公共的服务。
编辑：陈麒 责任编辑：李伟 杨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