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着粗布中山装
卢作孚红岩村旧居
背景：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他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和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天府矿业公司等几十家工商企业的董事长。卢作孚一生简朴至极，他在去世时留下遗言：“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正如民主人士梁漱溟给他的评价———“为商不有”，他是一个不追求荣华富贵的工商巨子。
常年穿戴粗布制服
卢作孚出生于合川农村，从小穿着就非常简朴。后来他创办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后，用北碚三峡染织厂(也由卢作孚创办)生产的芝麻色粗布作面料，以中山装为款式，制作了统一的公司制服，这服装就成了他常年的穿戴，甚至在他担任了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局局长后也不例外。
卢作孚留给人们最深的形象就是穿着这粗布中山装，加上为了节省时间而剃的光头。有朋友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抗战时期，郭沫若任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邀请卢作孚去演讲，卢作孚坐车门前，可负责接待的人不认识卢作孚，见第一个跳下车的人身穿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拿着黑色公文包，十分气派，就急忙迎上前去握手，并一个劲说：“欢迎，欢迎。”其实这个人是卢的工作助手，接待的人真把他当成了卢先生。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仍然穿的是芝麻色粗布中山装。当时也在美国为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的晏阳初先生，看他这身打扮，劝他道：“作孚，外国人很讲究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在这样情况下，卢作孚才同意做了质地很一般的西服，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卢作孚才会在一些必要的场合换上西服。
受卢作孚的影响，其家人都以穿着简朴为荣。全家人的衣服和鞋子绝大部分是由卢夫人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在繁重的家务之余，她还会抽出时间做一些绣花枕套和围裙，以及儿童的绣花帽子托人带到城里去卖掉，以贴补家用。
爱吃豆花饭
据卢作孚儿子卢国纪回忆，在自己幼年时，家境不好，不要说吃好，就是吃饱都很困难。后来父亲工资多了一些，但是还是吃得很简单，平时一般吃不了肉，只有父亲在家时，包括招待客人，家里才会买些猪肉合着素菜一起炒，做成这种“翘荤菜”吃，从来没有大鱼大肉。
卢作孚先生还特别喜欢吃豆花下饭。据说他往往将豆花和调和一混，再倒入饭碗里，就像今天的盒饭一样，吃得有滋有味。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可以说是卢的“伯乐”，是他发现了卢作孚并委以重任，后在几次视察北碚中，卢都以豆花入席作招待。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北碚划为迁建区，一大批文化名人寓居于此。据《北碚志》等史料记载，郭沫若、老舍、梁漱溟、梁实秋、晏阳初都受到过卢作孚的豆花宴请。特别是1937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北碚视察，卢作孚也是以有豆花特色的宴席招待了这位力主抗日的政府首脑。由于林森本来就信奉佛教喜好素食，所以豆花这道菜很合他的胃口，以致后来多次来北碚北温泉，下榻馨室都指名要吃豆花。卢作孚“投其所好”，将北温泉馨室命名为主席避暑山庄，留下了这段“君子之交”的佳话。
要求家人厉行节俭
抗日战争时期，卢的一家住在下土湾的半山上，陡峭的山坡经常会滚落石块和泥土，就在卢家迁出这里不久，一场大雨席卷巨石，竟将这房子砸得稀烂。
后来卢家搬到了红岩村四号。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一共住了四家。卢家住在楼上朝东的一面，两间大一点的屋子，一间中等大的，一间小屋，没有专门的客厅和饭厅，四间屋子加起来的总面积不过40多平方米。
四十年代，一位美国作家曾这样写道：在他(指卢作孚)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然而据卢国纪回忆，全家陈设得最“阔绰”的父母亲住的那间朝南的大屋，里面有一张大床，一张旧写字台，一个简易的敞式书架和两把藤椅。床上铺的是普通的布毯(夏天铺竹席)，廉价的花布被面，粗布被单。餐具是粗瓷碗和江安出产的竹筷子。全家没有一件沙发之类的高档家具，甚至连方凳都没有多余的。如果全家人都回来齐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他们都得到楼下那间公用的屋子里，全都站着吃饭。对此卢先生丝毫不感到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反而会吃得津津有味，其乐无穷。因为卢作孚从二三十年代创办民生公司开始，就一直坚持和职工们一起吃饭，早已把站着吃饭变成了习惯。
卢先生不仅对自己要求生活节俭，而且对家人也非常严格。卢作孚还明确规定，就是自己的亲属，包括子女和妻子坐民生公司的轮船，都必须一视同仁买票，不会享受半点特殊。那时卢作孚兼职很多，所在单位都会给一笔“舆马费”作为酬劳，这“舆马费”就是交通费的意思。对这笔为数可观的钱，卢作孚却全部捐赠给了北碚文化基金会。
有人曾问卢作孚为何如此简朴？卢作孚的回答很简单，他说：“第一是要造成节约的风气，第二是要表现事业的精神。”
【责任编辑 杨嘉 范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