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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人”自始至终是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据联合国统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3.1亿人，届时城镇人口将超过60亿。10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与会国内外嘉宾认为，如何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命题。
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证明，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城镇足以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二是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良好的居住、医疗等公共服务条件。
经济机遇是城镇化的前提。“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之一是缺少产业支撑，从而产生大量城市贫民和贫民窟。”彭博有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纽约市前副市长丹尼尔·多科特沃夫认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成败的首要标准，是能否为外来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及医疗和教育保障。他认为，服务产业劳动密集型的性质，使其最能促进就业。从中国的角度看，尽管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至46%，但中国服务业还处于低端阶段，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麦拉则指出，城镇化应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择业。消除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及在城镇之间流动的体制障碍，同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是破解城市二元结构的关键。
有效的资源配置是城镇化的有力保障。丹尼尔·多科特沃夫认为，城镇化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人、地、钱这3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纽约在城镇化初期就建立了城市住宅银行，专门负责为住房建设融资，并与慈善机构合作为建设融资。”
港铁首席执行官杰·沃尔德建议，城镇化建设可借鉴公私合作的方式，即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美国洛杉矶郡监事会成员、都市交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安东诺维奇指出，住房问题的本质是土地问题。日本、韩国城镇化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机制设计来调节利益分配，使住房及土地增值的主要部分回归进城农民及其家属这一城镇化主体。这些国家让土地增值实现社会共享，“以非自有住房转让的高额累进所得税、超标和多套住宅的惩罚性保有税等政策来封杀住宅的投机需求，中国或可借鉴。”
海南省副省长王路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从户籍改革做起。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逐渐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取消，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环境问题等城市病是城镇化的一大难点。对此，迈克尔·安东诺维奇认为，洛杉矶的做法可供借鉴。美国洛杉矶大力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并采用市场化工具，如碳、空气和水污染及能源使用的税收和交易制度，实现环保目标。“美国城市化注重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洛杉矶有几十条高速公路纵横穿过城市，免费高速通道一般通行时速均可达百公里以上，这样你无论住在哪里，一个小时之内基本可以到达。”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区间，如果延续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势必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累积等风险。因此，能否做好城镇化的顶层设计，打破城乡间及城市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将是中国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的关键。
编辑：陈麒 责任编辑：杨嘉
